一、导言
太炎先生是清代“小学”的殿军，更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领军人物。他对清代学术的总结与反思，集中体现在《訄书·清儒》篇中。“訄，迫也”，《訄书》创作于民族危难之际，太炎怀抱着强烈的愤懑与忧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加以反思。他广览西藉，兼明印度、日本学术，充分吸收了世界各民族文化高峰期的思想精神。因此，《訄书》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考覈，也是立足世界文化视野的、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深入思索。《訄书》的历史深度与时代张力，加之太炎雄厚的国学功底与典雅的文章风格，使得此书极为难读。章士钊在《国学讲习会序》一文中，即认为《訄书》的价值不在《日知录》之下，但“徒以其文艰深，骤难通晓，且大远于应世俗学。故庚子此书出世以后，即海内通识之士，又或表同情于章氏者，且艰于一读。”
就《清儒》而言，《訄书》的难读约有四端：其一，不熟悉清代学术的历史面貌，难以解之。其二，不通经学，昧于古文经学的历史传统，难以解之。其三，不明太炎所处之历史背景及其学术思想体系，难以解之。其四，不辨太炎学术之发展脉络与内在演变，难以解之。因此，尽管《清儒》是《訄书》中分量极重的一篇，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文化淑世的意义，但学术界对它的探讨仍不够充分。本文从《清儒》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古文经学与太炎对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太炎对清代学术的思想突破，以及从《訄书》到《检论》的学术发展四个角度，对这一学术经典进行解读，以期展现太炎对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与思想突破，揭示《清儒》的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并为《訄书》的解读与章太炎思想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
二、《清儒》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奠基
对《清儒》进行解读，首先要立足清代学术的历史面貌，理解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清儒》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这是解读《清儒》的第一重角度。《清儒》篇幅虽短，却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之先河。周予同指出，“要了解清朝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朱维铮也说，（《清儒》）“材料丰富，分析清楚，是近代总结清学的首出作品。以后，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等，都明显地以它为继续研究的起点。”我们认为，《清儒》在学术史的分期、脉络、派别、视角、体例等方面，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框架。
其一，《清儒》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分期，包括清初、乾嘉、道咸三个阶段。“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揉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道光末，邵阳魏源，……三者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这一分期是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划分，其后梁启超（1904/1920）、邓实（1905）、皮锡瑞（1907）、王国维（1919）、钱穆（1942）、张舜徽（1963）等学者的研究，皆从太炎之说。
其二，在分期的基础上，《清儒》梳理了清代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区分了清代学术的基本流派，并归纳其学术特点。顾炎武、阎若璩、张尔岐、胡渭诸人为清代学术之草创，但仍受到宋明理学之影响，“揉杂宋、明谰言”。到了乾隆时期，“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形成了清代学术的两大流派。此外还有浙东之学，明史法，通礼学。乾嘉之际桐城派兴起，与朴学争锋，“文士与经儒始交恶”。其后常州今文经学继之，庄存与、刘逢禄本诸《公羊》，学尚质朴，至于魏源、龚自珍、邵懿辰等人，“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讝语。”出于古文经学的立场，《清儒》对今文经学的评价不免严苛，但所勾勒出的学术史脉络是客观、清晰的，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学师承记》中已有吴派、皖派的区分，“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清儒》的意义在于，太炎首次明确区分了吴派、皖派、浙东学派、常州学派，并精准地归纳了其学术特点。太炎谓吴派之特点为“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之特点为“分析条理，皆㐱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其后，梁启超谓吴派特点在于“信古”，“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谓皖派特点在于“求是”，“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显然是受到了《清儒》的影响。
其三，《清儒》从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与清廷文化政策的外在影响两重角度，阐释清代学术的发展机制。在《清儒》开篇，太炎阐述东汉古文经学“核其名实”的学术传统，立足清代学术的学术传统理解其发展轨迹。同时，《清儒》总结了清代学术的历史背景，“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指出清代学者聚焦于典籍考据，是受到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清儒》不局限于传统的学者个案研究，而是从社会背景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清代学术，体现出现代史学的高度。这一思路为梁启超、刘师培等人继承，成为了后世清学研究的基本视角。
其四，《清儒》先论学派源流，复综述清人诂经之成绩，将学术史与目录学相结合。这一学史体例脱胎于《汉书·艺文志》，启发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总述“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复论次“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学史框架。
要之，《清儒》篇幅虽短，义旨实弘，涉及到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诸多核心命题。但由于文笔古奥，解读不易，后人对它的关注远不如梁启超、钱穆的相关著述，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三、《清儒》与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
讨论了《清儒》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奠基之功，我们再看太炎对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这是解读《清儒》的第二重角度。在叙述了清代学术的源流与成就之后，太炎正面论述了清代学术的基本精神：
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
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展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社会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
太炎总结清代学术之精神，受到古文经学的深刻影响，他将今文经学排除在外，立场十分鲜明。在他看来，乾嘉之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其精神在于“求是观化”，即用客观审慎的态度，视儒家经典为古史，实事求是地考察其沿革规律，以达到“观世知化”的目的；而不是把经典与政治牵合附会，“以经术致用”。“求是观化”具有内在的体、用结构——在学术上，强调“六经皆史”的求是精神，是为体；在应用上，强调“观世知化”的研究目的，是为用。我们对《清儒》的探讨，也立足于这一结构。
太炎提撕清儒“求是观化”之精神，用“六经皆史”来阐述古文经学的学术特质。对此，我们首先要对“六经皆史”思想进行分析，这一学说滥觞于唐，刘恕、王应麟、王阳明、王世贞、胡应麟、顾炎武等人皆有讨论，章学诚更深入论述、畅达斯旨。古人的“六经皆史”主要围绕六经的性质问题展开，而太炎的讨论则更为深入、系统。简而言之，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从研究对象看，六经本质皆史。其二，从研究方法看，应以“史”的态度研究六经。其三，从学科性质看，经学应改造为史学。太炎多层次、多角度地发掘了这一命题的内涵，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对现实的关切程度，都超越了前人。就清代学术的历史面貌而言，“六经皆史”更偏重于第二个层面，即以实事求是的“史”的态度研究经典文献，而不视其为“政书”与“圣典”。
清代学术的“求是”精神与“六经皆史”之关系，体现为两个层面。在学术渊源上，“六经皆史”的求是精神是古文经学的一贯传统。太炎认为，两汉经今古文的差异在于古文还原历史，今文通经致用。清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历史还原，正是对古文经学传统的延续：
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狭隘，事不周浃而比次之，是故齵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
在“六经皆史”层面，清代学术和东汉古文经学的历史渊源充分彰显。“诵法”和“讨论”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向。“诵法”强调“法”，“以其义束身”字面上指自我修养，实际上指“以经术致用”，让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传统的应用需要依据现实进行遴选，故“有隆杀”——“隆”指弘扬，“杀”指淘汰。西汉今文经学与时政紧密结合，其“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者，皆为诵法之学。古典与时政有不合之处，西汉今文家牵强为说、妨碍国事，是为“齵差失实”。“讨论”则不然，指把儒家经典作为历史进行理解还原。由于没有现实政治的羁绊，故可尽情探研、“有隆无杀”。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视经典为古史，博考其语言、事迹、制度，以观察历史发展、风俗移易之规律，奠定了古文经学的学术传统。“继汉有作，而次清儒”，清代朴学之所以名为“汉学”，正在于对这一精神的继承。
在学术建树上，视经典为古史而非圣经，才能突破束缚、务实求是，这一精神是清代学者超越前人的根本原因。太炎将其总结为“以狱法治经”：“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汏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所谓“狱法”，即是实事求是、不加比附的学风。清代学者在“小学”、经学、史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无论是“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还是黄以周、孙诒让等人“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这些成就皆与“六经皆史”的求是精神实相为表里。
太炎对清代学术精神的归纳深植传统、得其要领，他对清儒“求是”精神的强调更为梁启超等学者所吸取，影响深远。但我们也要看到，他的分析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就“求是”而言，清儒在方法和学理上无疑是“求是”的，但在价值和情感层面，他们真的把六经视为古史了吗？在清代学术的框架中，经学和史学是同质的吗？无论是“研经”、“抱经”还是“拜经”，清儒把“经”视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都是一种普遍的学术心态。就“观化”而言，太炎认为清代学者“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但是，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学者不以经术致用，究竟是源自“观世知化”的思想高度？还是来自清廷的文化高压？在严苛的文字狱与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禁制下，清代思想界在整体上是黯淡的，“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用“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来解释清代学术与致用的疏离，似乎更为合理。此外，就典籍、历史的研究而言，也很难说清儒具有考察历史规律的思想高度，太炎所谓的“灼然”是值得质疑的。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太炎对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呢？他是违背了“戒妄牵”、“断情感”的朴学方法了吗？
四、《清儒》与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的思想突破
事实上，太炎把清代学术总结为“求是观化”，与后人的学术心态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应当结合太炎的思想体系与时代文化的诉求，理解太炎在总结清代学术基础上的思想突破，这是解读《清儒》的第三重角度。作为清代朴学的殿军，太炎既是清代学术的总结者，也是它的突破者。他所思考的问题，不仅是“清代学术是什么样的”的问题，还包括“在清代学术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前者是学术史的总结，后者是学术文化的当代建设。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太炎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属于“有我之境”，他是要通过反思清代的学术成绩，探求传统学术的发展之路，提出建设现代文化的宏观设想。具体而言，太炎立足清代学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表现为两个层面：
在学术研究层面，太炎强调“六经皆史”，是要立足清代学术的“求是”精神，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全面反思，推动国学的现代化转型。如果说清代学者的“六经皆史”偏重于以“史”的求是态度来研究六经，太炎“六经皆史”思想的核心则在于将传统经学改造为独具风貌的现代史学，这是太炎对清代学术进行思想突破的关键。它包括两方面特点：首先，太炎的“六经皆史”是对传统学术的扬弃，突破了经典崇拜对学术研究的束缚，把“求是”作为现代学术的最高标准。其次，太炎的“六经皆史”不等于“六经皆史料”的史学研究，而是寄寓着将史学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思想诉求，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具有紧密关联。
具体而言，太炎提撕清儒的“求是”精神，源自对历代学术的整体反思。在《学变》《学蛊》《王学》《颜学》诸篇中，太炎批评历代学弊，汉代“杨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附会经典，不合实际；宋欧阳修、苏轼等人“设两可之辩，仗无穷之辞”，“淫文破典，軵靡者众”[，以文为学，摇曳无主；明王阳明之学“至单”、“无组织经纬”，理论单薄，缺乏系统条理；清初颜元“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重视实用，忽略求知，不足以钩沉致远。总之，“赫赫皇汉，博士黯之，自宋以降，靡又晦蚀”，“用其不能实事求是，而䚡理紊紾者多。”太炎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学术的通病在于缺乏崇真求实的独立精神，容易受到时政、宗教等因素的干扰，导致“文实颠偾，国以削弱”。而清儒的“求是”精神，正是纠正前弊、开启新知的文化起点。
另一方面，太炎对清儒“求是”精神的强调，体现出对传统经学以学术服务政治的批判，寄寓着对清末今文经学的批评。“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故知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西汉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实质是谋求利禄，在政治与功利干扰下，必然会遏制学术的发展。在太炎与清末今文经学激烈论争的背景下，这一批评带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与战斗精神。要之，不能求是，治学则浮伪不实；妄求致用，为政则泥古害事。太炎主张摆脱政治功利的干扰，把实事求是作为现代学术的首要价值，这一思想根植于“六经皆史”的精神。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反思中，太炎实现了对清代学术的现代突破。
在社会文化建设层面，太炎强调“观世知化”，是要在独立的现代学术基础上，进一步沟通学术与致用的关系。《清儒》强调清代学术之价值在于“求是”，并非简单地提倡“为学问而学问”，不期致用。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太炎岂是那种孤守书斋、昧于现实的学者？太炎思想与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是否致用，而在于致用是否建立在求是的基础上——“经世致用”与“以经术致用”具有本质区别，附会经典、歪曲史实的“致用”，只能是昙花一现，流弊无穷。在这一点上，太炎对“观世知化”的强调，同样寄寓着对清末今文经学的批评。“观世知化”是沟通求是与致用的桥梁，学术不可直接致用，但可通过研究历史进而探研规律，从而指导致用，这是更深刻、更根本的用世。明进化、审因革，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太炎一以贯之的思想：“读史致用之道有二，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以得其运用之妙；次则牢记事实，如读家中旧契，产业多寡，瞭如指掌。”“读史之士，学力不同，识见亦异。高者知社会之变迁，方略之当否，如观棋谱，知其运用，读史之效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
历史规律的探求是学术致用的根本，历史更是建立民族国家、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依据。太炎屡次强调历史为凝聚民族国家之根本：“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春秋》之绩，其什伯于禹邪？”“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磅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由此可见，太炎强调清代学术六经皆史、观世知化的精神，不仅是学术内部的讨论，更寄寓着将传统经学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的宏观探讨。
总之，“求是观化”不仅是对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更寄寓着太炎对中国文化现代发展道路的宏观思索；这种学史研究中的“有我之境”，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求是”与“观化”紧密相契，形成了太炎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太炎总结平生学术，“始则由俗转真，终乃回真向俗”，“真”指求是，“俗”指致用，“求是”与“观化”的体用不二，即是“真”与“俗”的辩证统一。立足清儒的“求是”精神建立独立的现代学术，是对“以经术致用”的今文经学传统的反动；在“求是”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来指导实践，是学术与致用在更高层次上的再度统一。通过这一“分—合”的过程，太炎构建起现代学术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也看到了清代学术对于太炎的本质性意义，这也是我们从《清儒》中解读出的最重要的内容。
五、由《訄书》到《检论》：《清儒》的学术发展
太炎的清代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訄书·清儒》和《检论·清儒》的对比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检”有“修订、检校”之义，《检论》是对《訄书》的修订与补足，二者具有明显的嬗递关系。从《訄书》到《检论》，太炎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现出多方面的发展，这是解读《清儒》的第四重角度。具体而言，包括四个层面：
在学术理念层面，《检论·清儒》的民族文化独立性明显增强。太炎作《訄书》时，大量阅读西方、印度文化的相关著作，在《訄书·清儒》中，太炎论述六经与古史性质相通，大量引用《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富兰那》《薄伽梵歌》《傞马》《黑邪柔》等异域论著。这种中西文化的比较开拓了传统文化的视域，但也有明显的牵强附会之处。在《检论》中，这些内容一律删除，这是对《訄书·清儒》最大的修改之处——《检论》不再把六经和其他民族的典籍进行比附，而是独自立义，直截了当地探讨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体现出太炎立足民族文化本位进行学术研究的自觉与自信。此外，《检论》对《訄书》中的进化论史观进行扬弃。《訄书》谓清儒还原古史“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检论》改“进化”为“流变”。太炎早年用进化论来阐释历史发展，这是《訄书》立论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深入和佛教哲学的影响，他开始反思进化论是否适于人文领域，作《俱分进化论》《理惑论》，反对将进化论变为“进化教”。《检论》不用“进化”来指称历史的发展，也体现出太炎不再依附西方理论，独立客观地思考中国历史的事实。
在学术观点层面，《检论·清儒》体现出太炎学术史观的发展演进，对于一些重要学派、人物的评价，与《訄书》均有不同。具体而言，其一，褒赞魏晋学术。《訄书》贬斥魏晋之学甚力，谓汉学“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谓《五经正义》“《易》用王弼，……皆不厌人望。”《检论》对魏晋学术的评价有所提高，改为“变于魏晋，定于唐，及宋明始荡。”“《周易》家王弼者，费氏之宗子，道大而似不肖，常见笑世儒，《正义》又疏略。”这一变化，体现出太炎对魏晋学术的认识发展。其二，重视唐代经学。《訄书》谓汉学“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检论》改为“变于魏晋，定于唐，及宋明始荡”，补充了唐代经学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更为周恰。《訄书》对唐代学术语焉不详，《检论》作《案唐》篇，谓孔疏“本诸六代，言虽烦碎，宁拙不巧，足以观典型。”所谓“定于唐”者，即指孔疏对汉学的继承整理之功。季刚先生极重唐人注疏之学，实受太炎之影响。其三，降低了对宋学的批评力度，评价更为中肯。《訄书》谓清初诸先生“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以宋明理学为诬妄之言。《检论》则改为“元、明谰言”，不贬宋代。一方面，“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对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以及宋学的陆王一系。”《检论》之说更为确切。一方面，太炎对宋儒学术的理解不断深入，《检论》作《通程》篇，已经充分肯定了二程的思想成就。在《检论》中，太炎重新探讨唐宋学术，完善了他对中国学术史发展脉络的梳理，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清儒》的删削改易互为表里。其四，对清代学者的评价多所调整。如对章学诚的评价有所降低，《訄书》论浙东学术，谓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检论》改为“其卓约近《史通》”，一字之差，评价立下。对陈澧的评价则有所提高，《訄书》批评陈澧“始勼合汉宋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谓其“善傅会”，无一字之褒。《检论》则增“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澧亦洁行，善教授”二语，有所褒赏。太炎早年对陈澧的批评，主要针对《东塾读书记》中调和汉宋的倾向，随着他在1908-1910年期间建立古音体系，关注到陈澧《切韵考》在中古音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评价亦更为客观。
在学术术语层面，《訄书·清儒》使用了一些日译术语，《检论》一律改为古语，例如：
《訄书》：“神话之病不渍于今”，《检论》改作“秘祝之病”。
《訄书》：“要之皆征其文明”，《检论》改作“征其通雅”。
《訄书》：“以宗教蔽六艺”，《检论》改作“以神教蔽六艺”。
《訄书》：“论其社会以观世”，《检论》改作“论其群众”。
《訄书》：“上世社会汙隆之迹”，《检论》改作“上世人事”。
《訄书》：“考迹上世社会者”，《检论》改作“上世汙隆”。
《检论》用词的改易，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了表述精确，如《訄书》谓清儒“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徵其文明。”“徵”为“考察”之义，指清儒对经典进行人文性的考察。然“文明”有“文采”、“文教”之义，易生混淆，故《检论》改为“徵其通雅”。“通”者，贯通群藉，“雅”者，得其雅正，指清儒对经典进行贯通的、人文性的考察。这一修改不仅表述确切，义旨亦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则来自太炎“正名”思想的影响，体现出他建设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术语体系的努力。清末外域文化不断涌入，传统术语已不敷使用，为了表述前所未见的科学文化知识，知识界普遍采用了日译术语，《訄书》中的“文明”“宗教”“社会”均属此类。但太炎并不满足于借用术语，而是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人文术语体系。他认为“正名”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文字训故，必当普教国人。九服异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谕。”创造新的词汇术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正名”的基本内容：
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
随着中西交流的加剧、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更新，旧有词汇已不能满足社会文化的需求，创制新名成为时代必然。在创制新名时，要注意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古语已有而久不使用的词汇，可以依据其理据指称新的事物；没有词汇指称的新事物，则当创制新语。总之，语言建设要名实相符、理据清晰，是为“审谛如帝”。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文明、宗教、社会”等词，均有古语、新义相抵牾的问题：“文明”原指文采光明，“宗教”源自佛家的“宗门教下”，“社会”原指旧时春秋社时的集会，其理据与新义有别，易生混淆。因此，《检论》用“通雅”代替“文明”，用表示“以神事教民”的“神教”代替“宗教”，用表示民众的“群众”和表示人情事理的“人事”代替“社会”，以期古今词义贯通无碍。太炎的术语未必尽善，但我们要看到，他在使用人文术语时注重词义的历史理据与现代应用的沟通，体现出对语言的民族性、历史性的重视。在关注语言民族性的背后，是对文化民族性的坚持，这与太炎的文化理念也是一致的。
在细节表述层面，《检论·清儒》对《訄书》多有补足义旨、锤炼字句之处。如《訄书》谓“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检论》作“自名其学”。廖平之学凌越师说，非闿运所能及，《检论》更为允当。《訄书》谓清代经疏“《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松林《述补》，张惠言《虞氏易》”，《检论》补“虽拘滞，趣以识古”一语，总评清代诸家《易》学，义乃完备。又如《訄书》谓“（戴）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破。”《检论》作“疑程朱”、“朴学残碎”；《訄书》谓段玉裁、王鸣盛、惠栋诸家考据之作“皆新疏所本也”，《检论》作“新疏所采也”。凡此种种，考校文义，皆以《检论》为优，体现出太炎治学精益求精的态度。
六、结语
通过对《清儒》的四重解读，我们看到，《清儒》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刻的学理分析，展现出清代三百年学术的整体面貌，考其源流、辨其派别、论其得失，成为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开山与典范。太炎总结了清代学术“求是观化”的基本精神，将其作为中国思想学术未来发展的价值基础，体现出改造传统、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宏远追求。在《检论》中，太炎进一步修订增删《清儒》篇，从中可以窥得他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清儒》不仅体现出太炎对清代学术的整体认识，也凝聚了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理解《清儒》的丰富与深刻，需要认识到，太炎对清代学术而言实具有三重身份：传承者、反思者、超越者。
就传承而言，太炎不仅全面继承了乾嘉“小学”的学术遗产，更吸收了从顾炎武到戴震的“实事求是”、“以小学明经史，以经史致实用”的学术理念，对清人的学术精神有着深切体认。探虎穴而得虎子，太炎对清代学术的把握，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上，都远比那些粗通“小学”的学者深刻、准确。就反思而言，由于深谙朴学学理，太炎对清人的评价切当入骨，他立足现代思想学术的高度，对清儒的批评一针见血，绝无迂腐佞古之弊。他在中国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思考清代学术的历史价值，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审视清代学术，在反思中探求传统学术的现代之路，得出了深刻的结论。就超越而言，太炎充分地发展了清代学术，这不仅体现在“小学”、经史的具体研究上，更体现为学术总体精神的现代拓展。太炎把实事求是作为现代学术的首要价值，在“求是”和“致用”的辩证统一中，深刻地改造了传统经学。太炎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上发展了传统“小学”，“把旧小学转变为近代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章太炎应当是有功绩的第一人。”此外，太炎学术浩瀚磅礴，远非朴学所限。“一于周孔，而旁弃老庄释迦深美之言，则蔽而不通也；专贵汉师，而剽剥魏晋，深憝洛闽者，则今之所务有异于向时也。”他的学术追求与思想格局涵盖了全部的国学传统，超出了清代学术的范围。他对清学的超越，既来自现代学术的高度，也源自“囊括大典、网罗百家”的广度。
这三重身份，决定了《清儒》的学术特点：它不仅是清代学术史的探研，更凝聚着太炎扬弃清学、开启新知的思想探求，与他博大的学术体系与济世情怀息息相通。《清儒》既是对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清代学术的思想突破，它是太炎推动国学现代化的重要的文化实践。在历史的反思中不断创造，在思想的继承中走向现代，这种“温故而知新”的学术格局，充分体现出太炎先生学术思想的历史深度与创新品质，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精粹所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因篇幅有限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