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思想的发展将依赖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基础的发展和思维工具的完善。任何一个时代的技术思想都是这一时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水平的反映，都是这一时代精神生活的构成部分。清季咸同年间（1818—1884年），徐寿（1818—1884年）父子在时局日蹇，列强侵凌的历史环境中，知难而进，《清史稿》言其“遂弃举业”，究心西学。在曾国藩招募下，慷慨赴任，指授众工，摹仿西制。嗣后矢志不移，翻译“西国要书”。徐建寅(1845—1901年)的图学著作：《运规约指》、《器象显真》是中国近代引进和汲纳西方科学技术与图学理论的代表之作。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徐氏三代，译著甚丰，亲手绘图，且学阐中西，辙环欧亚，极大地推动着当时中国“自强”运动的潮流，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输入西学，蔚成大观，其技术思想与方法，郁郁葱葱然！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一腔正气，其不在斯乎！其不在斯乎！
一.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现代宣言
徐建寅是中国第一批投身于洋务制造企业之中，并亲自从事工程技术制造的科学家；光绪五年（1879年），徐建寅由李鸿章（1823—1901年）派往德国，定购铁甲兵船，同时考察兵工、机械、化学工厂，阅时三载；为了使中国海军增添坚船利炮，徐建寅费尽了心血。其《欧游杂录》，详载所见所闻，叙事论议相间；徐建寅在德国伏耳铿厂的演说，代表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学习西学，为中国富强的爱国情感，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现代宣言。
徐建寅“伏耳铿厂演说”的全文，录之如兹：
“溯我中国史籍可稽，信而有征者，自唐尧初年，至今已四千二百数十年。地广人众，物产富饶，民生所需，无一不备，无待外求。故从古以来，未有与远国通商者。即二千余年前，至一千余年前，亦曾有二、三皇帝遣使西域者，不过欲考察外国之异事，并非为国计民生之要图，且亦未远至欧洲，固亦无足称道者也。近今数百年间，欧洲各国日就繁盛，知我中国多产民生有用之物，于是接踵前来，通商互市；以通有无，下以利民生，上以益国计。我大中国大皇帝一视同仁，柔远睦邻，且以西国之政治艺术，可补我国之国计民生。于是分遣亲信重臣，驻扎各国，一以联邦交，一以考武备。今柏林使者李某，即亲信重臣之一，奉命西来，考求船械，曾往欧洲各国，尽心察访，见伏耳铿厂实为其冠。足证德国人之思精力果，德海部之条理精详，德皇之知人善任，实驾乎各国之上，宜其雄长欧洲，常作盟主也。晋我中国拟在伏耳铿厂订造一船，足征我国与德国交谊之厚。尤愿伏耳铿厂，用心制造，成此利器，俾中国将来武备之声名，扬溢四海，而以此船为始基，则该厂之声名更显。俾我侪承办其事者，亦与有荣焉。”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自己的科技人员，徐建寅是最先从传统士人转变为近代新型的科技人材。他认为：“学问乃天下之公器”，既非私人所专擅，也无国家、民族、“华夷”岭域之分。有益于人类的各种知识属于人类所共求、共创、共有、共用，并应自由交流，择优而学。所以，“西学”“西技”不应视为西人所专有，中国应当学其所长。因此，天子“分遣亲信重臣，驻扎各国，一以联邦交，一以考武备”。徐建寅乃“承办其事者”，“奉命西来，考求船械，曾往欧洲各国，尽心察访”。
徐建寅在德国伏耳铿厂的演说，表现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满腔正气与博大襟怀；演说的宗旨，在于发扬追求科学、增进知识的精神，以推进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提高人民科技文化素质为己任，积极引进、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徐建寅在接触西方科技文化及亲身致用的过程中，深感中国科技文化大大落后于西方，他立志作引进、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桥梁，使中国人民同享近代科学技术——这一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晶，走上利用科技以致富强的道路。“以西国之政治艺术，可补我国之国计民生”，徐建寅讲话中的“艺术”，即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
伏耳铿厂的演说也是一篇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雄文，演说辞中，徐建寅既论及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充满文化的自信；又阐明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是言科学技术即有东来的，也有西去的；“近今数百年间，欧洲各国日就繁盛”，“通商互市；以通有无”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下以利民生，上以益国计”是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如果这时期中国，还没有开始购造西洋船炮、引进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那么，也许徐寿父子就象鸦片战争前后的那些尝试仿造西洋器具的人士一样，天南海北，各自谋生，耄耋而终，不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实际影响。就在以徐寿等人沉浸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研究之时，1861年，清政府开始筹划购买西洋船炮及学习制造等事。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1811—1872年）提出：西洋船炮，“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他遂令人四处访募制造人才，徐寿就是这时被曾国藩以“研精器数，博涉多通”而奏调，带同其子徐建寅来到当时曾国藩的驻扎地安庆，从此开始了他们在洋务事业中学习、引进西方科技的事业。
徐寿父子继承并发扬了追求科学及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将中国人学习、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事业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二. 一身报国有万死
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多难之秋，上至天子圣贤，下至执政大臣，无论百工、弁员人等，无不孜孜矻矻，其志在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我们民族新的长城；无论是魏源(1794—1857年)《海国图志》的“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还是冯桂芬(1809—1874年)《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制洋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无论是两江总督曾国藩（1811－1872年）的《讨粤匪檄》，总理大臣、大学士李鸿章（1823—1901年）的“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还是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年）的《劝学篇》，都是鲜血凝成的救亡图存的战斗檄文，字字句句都充满一腔天地正气，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为国家、为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扶弱匡正，万难不辞。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前赴后继，上下求索，踵事增华，日新代异，极大地振奋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庚子国难，列强开衅，京畿建钺，故国蒙羞。时惟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徐建寅慨然奉命，赶赴湖北武汉，制造火药。在鄂之时，知难不退，惟精惟一，糜躯报国，不幸罹难。史载他“躬自指授，忽轰然如巨霆，屋洞墙坏，同时殒命者，弁工匠凡十六人，肢体不完，血肉飞博。呜呼！惨孰惨于此哉”！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徐建寅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科技史乃至中国技术思想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其死也，闻者莫不伤之”。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请于朝，照军营阵亡例议恤，奉旨追赠内阁学士，国史馆立传，入祀京师昭忠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奏请予徐建寅等优恤折云：
“查该道徐建寅幼承家学，随其故父二品封职徐寿，在故大学士曾国藩安庆军营管理军械所，研究格致、化学、制造等事，均有心得，创造"黄鹄"轮船一艘，为中国自造轮船之始。历经派委办理金陵、上海、山东、天津各制造局，充福建船政局提调，奏派出洋充德国二等参赞，遍历英、德、俄各国，考求工艺，阅历既深，所学益进。与英士傅兰雅等翻译西学有用之书多种，曾经进呈御览。夙为故大学士曾国藩、故督臣丁宝桢等所识拔，节次叙劳，荐保今职。此次在鄂，苦心孤诣制造无烟火药，事事躬亲，手自配合察验，不避艰险、乃成效甫著，遽遭不测，竟与委员、工匠人等同时殒命，其死事情形极为惨酷。”
“现值各国议禁军火进口之际，全赖我自能扩充制造，庶期充应要需。该道夙具血诚，精通化学，综其才艺，实为近今不可多得之员。傥能始终其事，则鄂省钢、药两厂必能精求制炼，日起有功，渐可不借外人之助。何期有用之才，顿罹惨害。既痛微臣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材，追念之余，尤深悯恻。伏念该道等以死勤事，尽瘁捐糜，较诸因公事死于海洋江河者尤为惨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已故二品衔、道员徐建寅，并委员、五品衔、候选知县戴振麟，五品顶戴、监生杨荫桓，蓝翎把总储仁发等，敕部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议恤，以励忠勤。其工匠人等，已由臣优给各该家属恤赏银两。除电催原订之德国洋匠，迅速来华照常工作外，所有道员亲造无烟火药因机器炸裂与委员工匠人等，惨遭轰毙，恳恩优恤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湖北巡抚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声明。”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八日，奉朱批上谕：“已故道员徐建寅办事勤能，持躬清正，兹闻轰毙，悼惜良深。徐建寅著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赐恤，其生平事迹宜付史馆，以励忠勤。钦此。”同年七月初八谕旨依议：“将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徐建寅按二品顶戴道员从优加赠内阁学士，并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
奏折与谕旨是对徐建寅科学成就与献身精神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其人文精神的最高褒奖。无疑，以徐建寅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报国之心，死而后已。他们在“哀乐不能入”、“忧患不能处”的高度的精神境界中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徐建寅真知是求，执着坚定，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计世人毁誉，不计时尚趋赴，不计上官好恶，献身于自己认定的发展祖国科技以促使祖国富强的事业。他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具近代生命力的传统，并以他的艰苦奋斗，使这一传统焕发出最强的活力，在与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交汇之中，促使其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融入了世界近代科技文化的大潮之中。他的这一时代功绩，则是那些当时享尽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正统士大夫们所望尘莫及的。
正是由于徐寿、徐建寅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促使他们所代表的追求科学、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断扩大着影响。在徐建寅罹难后的第四年，即1905年；标志“礼义至上”的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随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新政的展开，科技救国、工商救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汹涌大潮，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投身于这一时代大潮之中——这正是徐寿、徐建寅父子当年为之奋斗的梦想。虽然他们在生前没来得及看到这一梦想的实现，但他们作为这一时代潮流的前驱和开拓者，将永垂青史，徐寿父子所代表和倡扬的追求科学、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使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焕发出了蓬勃更新的生命活力，并将继续引导着中国文化走向未来。
三. 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复兴而斗争
徐寿父子的献身精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正是这种精神，在支撑着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在支撑着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以徐寿父子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蒿目时艰，面对国难，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正气，不懈于内，忘身于外，以天下为已任，使中华民族于十九世纪生死存亡的多事之秋，在抗击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同时，不屈不挠，以血荐轩辕的勇气，居然登上梁山，使人们看到中国科学技术迅速走向近现代的曙光。
一览中国技术思想发展的历程，人们可以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们，面对中国科学技术江河日下的局面，见微知著，深知与西方相去甚远，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忧患意识，抱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决心，审时度势，力求西法。无论是明末的徐光启（1562—1633年）、王徵（1571—1644年），还是清季的年希尧（1671―1739年）、徐寿（1818—1884年），在追赶西方科学技术及“制器尚象之法”方面，无不“以工业为强国根本”，“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始建和发展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在“致知格物”的探索与实践中，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复兴而斗争，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综合，仍在进行之中，现在还不到写总结的时候，现在谁也写不出这个总结。正因为还没有这个总结，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内有不少人在讨论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往往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诘问。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进行探讨。一时连篇累牍，充塞报端，总其要点，多为“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中国科技失去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缺乏科学方法的指导使中国发达的经验科学向理论形态转化缺乏内部动力”，“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中国科学发展的一切生机”，“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隔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云云，还可列出十条，甚至百条。这些人眼光如豆，没有从中国文化，特别是其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特点进行探讨。这些人数其典而忘其祖，不大注意中国文化从未有过类似火焚布鲁诺（Giordano Bruno 约1548—1600年），批判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年），审判伽利略（Galilei Galileo 1564—1642年）的奇闻。对比起来，科学的兴起，在西方是何等的艰难，要以科学的先烈生命为代价，而在中国是何等的顺利；周秦以至明清，百工方伎，禀经制式；其社会之责，列在六官，其科技成就，著入史册。无论何人，有一点科学技术成就就会受到称赞和尊敬，“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这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毫无疑问，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明清之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与西方列强相比，中道衰微，江河日下，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此诚可为之叹息者，可为之痛哭者，可为之流涕者也。“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一部中国科学技术与技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建立近代科学不是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历史不应向当事人提出他们不能解决的课题。
综观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人们还可以看到，欧美诸国，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并于世界之历史，居独特之地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中国科学技术之谓也。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中国科学技术追赶、引进、吸纳、消化西方文明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当再受命的源头活水。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综合的一千年间，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无论是南朝宗炳（375－443年），唐之张彦远（815—907年），还是宋之李诫（1035—1110年）、吕大临(1040—1092年)，从来没有被外来的文化所诱惑、所动摇，而是“明于天，通于圣”，负有自信心的运用他们的智巧，刊落声华，砥砺名节，以其严谨的科学理性精神，灵活地应用西方文化的成果，构造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理论体系来适应新的要求，使十一至十二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登上了世界科学的光辉殿堂，熙熙乎一代之盛。而明清之际的中国学者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中，能够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也是多亏了中国文化。无论是明末徐光启（1562—1633年），王徵（1571—1644年）；还是清季年希尧（1671―1739年），徐寿父子，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工作，格致深沈，规模正大，襟怀益广，几臻泰西科技之域；于暮色苍茫的“旧邦”中开掘出足以立心立命的文化“新命”，中国文化是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得以引进和发展的内因，在西学为外因的影响下，没有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始建和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科技的历史与技术思想的历史也表明：中国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乃至未来中国科学技术乃至中国文化复兴，应该是，也本应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诚然，十六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确实在中国科学技术的新陈代谢中起过杠杆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决非仅仅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也决非被西方文化所涵化；中国科学技术与文化与时俱进，得以发展，是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然结果，也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极其艰难、悲壮的历史环境中艰苦奋斗的结果。中国技术思想发展的历程也证实：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任何轻视中国文化，以为中国文化是阻碍科学技术的说法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无疑缺乏客观的实证主义精神。
技术是一门古老而最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学科；它的理论、思想与方法，是人类社会共同享有的巨大财富。人类不能离开技术，技术的发展更离不开技术思想。而技术思想是技术设计与施工的先导，是科技文化的基础，是对技术的反思与自觉。中国技术思想及其文化，为中国数千年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成为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中国人四、五千年的心力没有白费。今天，我们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技术思想形成及发展的历史、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就是要去追寻中国科学技术乃至中国技术思想一度失落的灵魂，客观正确地评价几千年以来中国技术思想对科技进步所作的贡献，为中国科学与中国技术的复兴而斗争。
同时，对中国技术思想史与科技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艺术对科学技术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特别是古代科技工作者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人文精神，道家老子“有无相生”、“有无相资”；庄子“技进乎道”、“道通为一”、“人工巧夺天工”、“不齐齐之”；墨子“事无辞也，物也违也，故能为天下器”的技术思想，不仅为近代中国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科学技术的未来乃至其发展做出了楷模。
中国技术思想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和，对于我们应对更为严峻的智力挑战，迎接中国文化的复兴，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在研究中国技术思想史——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增强后来者居上的雄心和锐气，增强文化的自信心，这一点我们总是可以做得到的吧！（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注释
（1）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北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6页。
（2） 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1997年12月第1版，第3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