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老师惠鉴：
来信收阅，敬悉一是。仆现住仙林，单位不常去，故见面也少。想起以前，经常交流，受教多多，真让人怀念。
关于尊编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事，仆甚愿汇报交流，今得机缘，拉杂言之。从信上知，各卷书名皆冠某某思想史，记得以前所发材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是大题，小题是《兵学卷》、《经学卷》等等字样。愚以为前法可取，如《史记》，分纪传表书，以《太史公自叙》殿，各篇述作之意甚明，遇重复内容则以“语见某传”出之，班史另有“互著”，如此一看就是一部完整不可分割的著作。现径名《中国兵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经学思想史》之类，则像是各专科思想史的杂凑汇编，目下坊间此类书不少，将来出版恐人不重之。当然这是你们主编考虑的事，下面谈谈不佞承担的“经学史”问题，乞多指教。
来信云经学思想史难度不小，诚为知言，这也是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国之有经学史著作，自湖南皮氏始，原为长沙高等学堂讲义。《经学通论》也同，属专题性质。后来刘师培也有《经学教科书》之作。皮刘乃经师，非史学专家，以其精研五经，故人也常道之。日人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原名《支那经学史论》，翻译时改名，不如原名精确），章太炎弟子马宗霍也有同名著作，以上是早期有名的几种。近年出现的经学史，多遵皮氏“范氏”。姜光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似首次以“思想史”命名，共四册，我只有头二册。第一册尝翻阅过，五经分经叙述分析，作者十多人，水平不一，也难称满意。
周予同氏感慨中国经学研究发达，而经学史著作却少得可怜，是指有史识，有裁断的著作而言。彼有志改作，未见成书。史学家范文澜1940年在延安中央礼堂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几次讲演，分1、汉学系（从孔子到唐人九经《正义》）。2、宋学系（从唐韩愈到清代理学）。3、新汉学系（清初到“五四”运动）。解放后，周予同提出“二期三世”，以唐为界，分前期、后期，细分为“封建社会前期”、“……后期”、“鸦片战争后山穷水尽的经学”。范周是史学家，自较皮著有见识。这是“史识”义理的难。再说资料阅读的困难。有些人为资料少犯愁，而我却对资料多也犯愁。阮元编刻的《十三经注疏》是基本资料，总得熟悉吧，然阅读也不易，字小伤目，为此又特买中华书局嘉庆原刻影印大字本一部，煌煌六巨册。清代经学家著名的著作大多在两部《经解》中，卷帙繁多，前编1412卷，著录75家，192种；续编1430卷，著录110家，209种。宋元经解汇集在《通志堂经解》中，缩影本16册，字小如蚁，有书阅读也困难。此两种经解之外的汉唐名著汇集在《古经解汇函》中，影印本四册。承问书稿动态，老实说近年时间功夫多耗于此焉，可谓费时费力而收获寡。好几回动念，想改变这种做法，取巧的办法是：1、上焉者用正史的《儒林传》（有些在《文苑传》）材料作骨干，辅以正史中的《经籍志》、《艺文志》，再以朱彝尊《经义考》材料，勾稽排比，省时省力。2、下焉者参考别人现有著作框架，改头换面，敷衍成文（以不抄袭侵犯著作权为前提）。但我既然承担此卷，雅不欲草草塞责，故不取此二法，以致进展缓慢。区区下情，伏维明鉴。
来信谓注意到我以前发言中提到以政治作为切入角度云云，上次的发言稿搬家后找不到了。我那回谈了三个问题，切入角度除政治外，还有学术思潮的影响，最后是中国经学的现代估价问题。
1. 何以政治意识形态贯穿中国经学史？
中国的儒家经学自汉代讫清代辛亥革命，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即便是乱世佛老“侵凌吾儒”时代，如魏晋、五代等国子监讲授还是儒家经典。五经类似后世的国家宪法，高于具体的法律，汉代萧何的《九章律》、大隋律、唐、大明、大清律，立法的精神或云法意依据是五经。然五经多上古之书，没有现成的文句可套用，则五经经义是也，如汉代《白虎通》中总结的“三纲六纪”之类。五经属于治道，后世编各种《经世文编》列在前面的便是这类文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五经之学是道，其他医学、农学……等是器，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决定了它的特殊性。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政治土壤的消失，经学体系也随之解体。这是治道部分消失，剩下的只有文化意义了。虽说文化意义，也被“意识形态”笼罩。前举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史，毛泽东前往听讲，第三次因病未听到，致范一信，此信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是一篇重要文献，毛信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中国经学”，问对“康梁章胡错误”如何批判，是否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1963年范以七十高龄往《红旗》等作经学讲演，对毛信上所举几人作严厉批判。这就决定了49年后大陆对经学的态度是“清算”，与封建制度、礼教、孔子等命运同。
2. 学术思潮影响下的经学研究。
汉代经学有经今古文学，可以算在经学内部的斗争范围。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兴起后以及晚清经文经学复兴，与传统经学关系如何？此问题一度困惑，曾想把这些玄学家、理学家简单处理，以纯经学家为主。后来悟及当时的玄学家同时又是有创新的经学家，当时有新经学之称。如王弼解《易》一扫象数，归于义理。王注盛行后，其它旧注遂亡。《易经》（包括《易传》）升为七经之首，正是义理的功能起了作用。若如近人顾颉刚、李镜池等以史学解读仅为上古文化遗存，如何能当作经典权威？宋代理学；清代庄刘、龚魏、康梁一系今文经学亦然，以“学术思潮”角度立论，恐怕比较清楚。否则真成了经学历史的平铺直叙。
以上二方面是此书写作中贯穿的主线。原发言稿第三部分儒家经典的现代意义。我发现汉儒以下总结的经义，政治方面基本上否定，人伦道德方面局部肯定（有些现在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价值，过去忽视的还有砥砺士气，提高民族凝聚力作用。《宋史·胡安国传》记载，胡氏精于《春秋》，连宋高宗都知道了，对他说：“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法，……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废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春秋胡氏传》元明定为科举用书，非偶然也。元代虞集《序》云：“东南之人，赖有此书，……诵其言而凛然，犹百十年至其国亡，志士仁人之可书，未必不出于此也。”这就是经典的作用，可举者甚多，从略。
此长信上周五开始写，未完。近日冷热交感，竟患重感冒，今日稍愈，补完奉上。天气阴晴不常，望善自珍摄。专此，
肃请近安
申屠炉明顿首
五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