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强弱、是非在，誓访神方泯恩仇
——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即将出版之际
蒋广学
由我本人撰写、李昱博士校订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就要出版了。此时，对于自己我应该说些什么呢？一位志向高远，并将其博学而坎坷的一生献给中国哲学史研究事业的冯友兰曾引宋代大思想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名句，来抒发自己“仇必和而解”的人生梦想。这何尝不是我的人生梦想呢？
敝人生在一个苏北贫苦农民的家庭，就在一家人于贫病生死线上苦苦争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了我的家乡，让我这个瘦骨伶仃、全身长满疥疮、刚刚失去26岁病故母亲的孩子，经过党的培养、师长们的教导、同学同事们的帮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逐步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著名大学的教授，这儿，对党、对人民、对社会有多么大的恩情需要报答！而作为书生，报恩的形式就是忠实地研究学术。长期以来，强弱、贵贱、富贫、善恶、义利、是非之不齐，时时在我心灵的深处化为一团烈火，照耀着我去寻访泯灭“不齐”之“神方”。简括地说，我个人的思想经历了从扶弱灭强、济贫灭富、以贱灭贵、以义灭利、以是灭非的绝对思维方式，逐步向化解强弱、贵贱、贫富、利义、是非的相对思维方式过渡。其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教导，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教导我：剥夺剥削阶级并不意味着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要逐步解除他们的剥削手段和现实条件；在历史进程中，革命和专政当然会用暴力的手段消灭最凶残的反动分子，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长期的历史过程，则是在取得政权后努力发展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建立和健全符合人性发展的新制度。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把旧的剥削者、压迫者，改变为普通的、具有人格平等的劳动者；同时，劳动阶级也要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以便以宽广的历史情怀，以“五十知四十九之非”的精神，清洗自身的污垢，与被除去原有地位、条件，乃至武装的人，共建富强、平等、自由、文明的新社会，从而让整个人类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是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蒋注：现实的历史过程往往要比这一经典思想丰富得多，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而当我系统地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后，吃惊地发现，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科技家的理想，竟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有想通之处。周灭殷，而封夏后人于杞、殷后人于宋，兴灭国而继绝世也；楚庄王于泌把晋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在部下提出乘势而灭晋军以建“京观”之时，他毅然班师回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夫文，止戈为武。”从文字的构型来说，武的含义就是要敌人放下武器。这是何等的仁义。就儒道两家来说，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老子主张以德报怨。两者有同有异。同者，他们均反对冤冤相报，都不主张灭绝对方；异者是孔子从现实性着眼，强调要用正确的、正义的态度和恩威并重的做法来纠正对方，而老子则从人类的理想出发，强调了德怨之和解。与那些守旧派的“退行式”相比，儒家是“现在进行式”，道家是“未来完成式”。现在进行式以仁爱思想为前提；未来完成式以天道无私为旨归。如果没有现行式，未来式就是空想；然而，如果心中没有“未来式”而一味地采用“现行式”，忘记了仁者爱人和泛爱众的根本道理，当弱变强、贱变贵、贫变富之后，自己原有的对立面虽然被你消灭了，但自以为强、为贵、为义、为是，新的对立面就会滋生和发展起来，于是屡屡演绎出改朝换代的历史画卷，而在每次的改朝换代中，被杀绝的不仅仅是旧王朝的核心人物及其子孙，千万劳苦大众更惨死于战乱，因而也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这些历历在目的人间惨剧让张载从天道演绎的高度，提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理想，从特定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经典命题的中国古代版。而我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能将两者贯通起来，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理论是简单的，现实的历史过程却是丰富多彩的。“仇必和而解”作为个人的生活态度或政治态度，无论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上，都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作为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对于压迫和剥削他们的那些阶级来说，“仇必和而解”那只有进入“太和”的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上才得以实行，因为这种“公天下”的政治制度下，国家政权不再是某人、某个家族的私产，从制度上说，它不仅铲除了个人或家族世袭权，而且每个公民，只要德才兼备，在一段时间内，都有执政的机会。这就是人类的“仇必和而解”。看来，“仇必和而解”，矛盾的双方虽然都承担着历史的责任；然而，当剥削者、压迫者失去了原有的剥削和压迫手段后，主要的责任就落在掌握新政权的阶级及其领导人的身上。这里需要一个过程。而就中国来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朝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但在具体的进程中，如何处置现在进行式和未来完成式的关系，必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在此过程中，又由于列强的入侵、制肘，情况显然格外复杂。然而，尽管非常复杂，我们还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的胜利。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在我们肯定自己获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有无必要对已经发展过的问题进行反思呢？有无认识到，对于“仇必和而解”负有主要责任的一方，有必要进一步做好全民性的和解工作呢？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他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工人阶级在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时候，也要洗净自己身上的灰尘。若不如此，必然会陷进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泥坑。
而我所撰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只是一部对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下限的学术思想发展的简要阐述。本来，它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无关的。然而，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的延续。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下形成的有仇必报的传统在普通人们的心灵中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西方民主思想多是早期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的”和“否定的”思想因素占有主导地位；而我们早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传入的，同样是激进的思想因素占主导地位。这种激进更因“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往往被掩盖起来。以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左论者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潮发展到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对已经打倒、推翻的阶级要穷寇必追，而且党同伐异，在人民内部、共产党内部制造阶级敌人，必置异己于死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了拨乱反正的思想运动。人民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何者为正为反、何者为是为非，有时还难以统一。我的这本书，并无评判不同见解的奢望，而只想借用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为当今的思想界贡献一种参考意见，但这难免会卷进是是非非之中。即在如何处置现行式和未来式关系上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歧义。如今，我早进入了古稀之年，又饱受腰突、痛风病的折磨，照理不必以此书的出版参合其中。但使命在身，岂敢忘哉？
匹夫未敢忘国忧，耕耘一生难解愁。
善恶、强弱、是非在，誓访神方泯恩仇。
2014-12-06于雕胡村神会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