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岂之
在南京大学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应南大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邀请参加中国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现在是21世纪初，2002年，回顾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研究，觉得有不少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也有令人扼腕而叹的教训。中国思想家史学科的研究需要加以开拓，现已具备开拓的条件。
一、学术上的“和而不同”是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准则。学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在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讨论中，学术才能发展繁荣。在学术研究方面不能有“绝对化”观点。1916年至1923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学术上倡导“兼容并包”，反对学术上的绝对主义，取得很大成效。蔡先生这样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有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历史证明蔡先生这样的学术观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和开拓。换言之，学术上的“和而不同”和自由讨论，才是学术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几十年来，我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传统。同时，20世纪以来有的学人运用别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近20年来西方现代学说迅速介绍进来，不少中青年学者采用各种西方现代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形成空前活跃的局面。在新世纪我们为推动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按照学术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尊重、相互切磋，这可能就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
二、继承发扬人文学术中西融汇的开拓精神。20世纪中国学人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吸取西方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并加以具体运用，很难突破历史编纂学的框架，取得新成果。章太炎、梁启超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同于黄宗羲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因为他们已多少接触西方的历史哲学；梁启超曾经受到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兰克（L. V. Runke）的影响。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一卷，先秦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例如关于汉代思想，他晚年才以笔记的手稿形式影印出来，其不完整性是一大不足，不过，他对杜威实验主义的深切理解，同时又谙熟中国乾嘉考据学，因此在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关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怎样才是逻辑的、理性的，作了重要的尝试。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大卷虽然没有包括中国思想史的全部内容，与其书名相符是哲学的历史，但是这部著作将中国的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新实在论方法的交融达到很高水平。读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仿佛在读思想史的思想，既有历史的（哲学）思想，又有作者自己的思想。
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既系统完整，又涵盖了思想史的基本内容，对社会与思想的互动作了前所未有的剖析。作者们运用马克思原版的唯物史论，而不是后来的斯大林的定义。侯先生等的这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在中国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分析中，将氏族血缘关系视作中国文明社会的特色。“死的拖住活的”，给中国历史及其思想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至今学人们读到关于这些论点的分析，仍然不能不惊叹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学人们有条件从较大范围接触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尽管对此的介绍、评价、运用等方面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这是起步阶段，不能没有不足。我们从学人们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清楚地看到在研究上出现了新的态势，如眼光的开阔、视角的新颖、方法的更新等等都和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有关。比如，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W. H. Walsh）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将近现代历史哲学概括为两大类，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研究历史自身的演变规律，后者研究历史学认识论。将二者加以统一，我国有些学人已在研究中作出成绩。还有法国年鉴学派的史识和史学方法对我国历史学和思想史研究有较大影响，例如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不能只限于经济和经济活动这一范畴，应当扩大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如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方面；在思想史研究中民间思想也是应当着重研究的课题。应当承认我国学人在这些方面已有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至于刚逝世不久的德国哲学家H.G.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我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影响，是众所周皆知的，毋需解释说明。在“中西融会”的基础上我国学界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开拓。
三、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文、史、哲和艺术、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要求越来越突出。从学科分类看，中国思想史是历史学的分枝，既然是“史”，便不能没有史学的特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思想，便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视角；有了深刻的哲学抽象，才有更大的普遍性。在20世纪，学者们将中国思想史称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是有道理的。以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在文、史、哲、艺术、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比较深厚的修养。这个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在21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会展示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朋友们都感到，如果研究只是重复过去早已说过的话，已无必要，也不愿这样做。开拓研究、或研究上的创新，应在相近的学科间有所沟通和综合。在国家发展和安定的条件下，学者们同时具有若干学科的学术修养，并不是一种可能性，已经成为事实。我国有的中年学者以自己的成果显示，他们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具有多种学科的沟通能力，甚至在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中国思想史的沟通方面，以及在简帛学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四、关注新史料研究。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流沙坠简、秦砖汉瓦等等。20世纪我国史学成就与对这些史料，并以此对照文献资料的研究分不开的。这个传统需要继承发扬。现在我国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正在深入研究简帛，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否会“重写中国思想史”或“部分地重写中国思想史”，尚有待研究实践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研究会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先秦思想提供更加切合实际的论断，并在学派的衍生发展的若干环节上得到明晰和具体的结论。
中国自古就有史料考证意识，其中乾嘉学者对经、史文献资料所作的校注、重订和重辑工作，形成了外考证和内考证的庞大方法论体系。外考证以历史文献为考察对象，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学问，校正历史文献本文的错误，鉴定文献史料的真伪及年代，内考证则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和推理等方法，验证、鉴别、评估历史著作中所载历史事实、名物制度的来由和真实性。他们为求文献之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中国古老的经学方法、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在思想史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
五、加强中国思想史中宗教思想的研究。这在20世纪是取得了很多成果的。时至今日，人们期望宗教思想研究有更大的开拓。因为历史越来越显示宗教及宗教思想对历史、现状和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宗教是人的精神异化，那么，宗教思想就是这种异化的实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人的精神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异化中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的特性。在我国古代，宗教思想往往与传统人文思想相联系，因此研究人文思想不能丢开宗教思想这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某些宗教思想的人文化，成为思想史的特色之一。这不是神学，而是人的精神学（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特殊表现形式。在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历史时刻，人们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史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而是将它如实地看作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现象。
六、加强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有些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为文学院、法学院或全校学生开设了中国思想史选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大学生们需要有关于中外文化的知识，而文化的核心则是思想；这样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课程在大学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这对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增加中外思想文化的知识以及培育他们的人文精神都大有裨益。在此情况下，教中国古代史或教哲学课、道德品质课的教师们也愿意将他们的业务视角扩大至中国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上。这门学科自有吸引人的地方，既有具体的历史感，又有较强的理论性，便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给人提供有益的启示。在高校开设中国思想史选课，非常必要。学人们从教学出发，逐步向研究的纵深方向发展，这也许是中国思想史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七、现实世界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里所谓现实世界包括我国和整个世界。面对现实，我国人文学者不能不进行这样的思考：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西方的文化产品将会较多的在中国文化市场上出现，这对我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将产生怎样的后果？还有，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原有的某些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对我国人文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我们有机会与世界文化多接触、多研究，这有利于对本国文化的思考。远的不说，只说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不能不担心，一旦开放，西方文化是否会给民族文化带来冲击？此种担心是无可非议的。经过了二十多年，到21世纪初再来观察，也许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这就是：对世界文化了解得越多，对本国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在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将文化思想精华与古代文化专制的剥离上越加科学化。同样，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得越深，对西方文化越有鉴别力，越能有准备地吸收其优点，以补自身文化的某些不足。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更加开放，改革更加深入，接触西方文化的范围更大，从主要方面看会有利于我们吸收其优质，从而推动对于本国思想文化的研究。
21世纪，正如有些论者所说的是知识经济时代，是网络时代。从21世纪初反映出的情况可作出如此论断，但是否整个21世纪都是如此？难以预测。在网络时代，人们习惯对技术高度重视，对人文则是另一种态度。但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21世纪，肯定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从偏重技术转向人文、科技并重。科技推动经济的发展，科技改善人们的生活，科技直接提高国力，因此对科技是必须重视的。不过，在西方，人们认为科技是“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科技也有可能对人类造成灾难。因此，西方有些未来学家呼吁高科技必须和高思维联手。
世界现代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人文与科技、社会与科技的关系。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反思理论、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科技批判伦理、C. A. V· 皮尔森（C. A. Van Pearsen）的伦理战略理论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哲学观。现代世界哲学流派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人文与科技结合的要求。
人们高质量生活不能只靠技术，因为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精神养料和精神满足，这不能没有人文，不能没有艺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自由经济奉若圭臬，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事实证明，只靠经济的“手”来调节市场经济，或者只靠科技协调经济，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又一次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行为规范的价值。这是十分宝贵的思想觉醒。我国现在倡导“诚信”的经济原则，将“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就是说，对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能采取拜物教的态度，而经济活动应当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才生活质量。“以人为本”的原则正是人文与科技结合的具体表现。无数事例表明，科技与人文并重和能导致社会向健康、公平、公正、文明的方向发展。
有的学人将人文学术研究比作“春草”，而科技则是参天大树。不论比喻是否恰当，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春草对人是不可缺少的。正如清朝诗人张维屏在一首颂扬春草的诗里所说：“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惟有此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人文”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中国思想史研究与现实世界远些，似乎没有必要更多地考虑世界的走向，但是，关于世界走向的冷静思考，巩固“以人为本”的人文信念，在今天人们理加关注物质功利主义的时候，也许会给学人们对思想史的研究以鞭策和鼓励。
八、“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十多年前由匡亚明先生倡议并任丛书主编、启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工作，在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南大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到2002年4月已出版思想家评传150种。这是值得庆贺的事。匡亚明先生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中说：“《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又说：“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这个努力是非常宝贵的。对思想家们的生平活动作系统的评述，使其思想获得具体的认识和解剖，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同时也扩大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家评传”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在今天我们更加怀念“评传丛书”的设计者、指导者、组织者匡亚明先生。
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岁月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举办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术会议，是很有意义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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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张岂之先生2002年5月在“中国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