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杂志的理性追求
茅家琦
1922年东南大学几位教授创办了一份杂志――《学衡》。长期以来，《学衡》杂志被认为是“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我先后写过两篇文章，作了一些辨析，现在再作一综合论述。
一、《学衡》创刊的历史背景
1915年夏，梅光迪、胡适等一批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在绮色佳（Ithaca）城度暑假，经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胡适认为古文是“半死”或“全死”文字，梅光迪则大不以为然。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这时候，我已承认白话文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永叔（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到第二年，即1916年，在绮色佳度夏时，胡、梅两人又一次交锋。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说：
“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也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之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
但是，梅光迪并不反对文学革命，并不反对而是赞同白话文。1916年3月间，胡适写信给梅光迪指出宋元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梅光迪回信说：
“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吾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1916年8月8日，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出他的“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摒去通用的陈言腐语；（二）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添入新名词；（四）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份以加入文学。两年以后，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4期上提出了“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故；（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以“四大纲”与“八不主义”相比较，可以看出梅光迪和胡适的共同点和分歧点。两人都主张摒去“陈言腐语”，都主张进行“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胡适说：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不摹仿古人；梅光迪说：摒去通用陈言腐语，添入新名词。两人的分歧在于：梅光迪主张“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胡适则主张“不避俗字”；梅光迪主张“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价值者之一部份加入文学”，胡适则主张“不避俗话”。
梅光迪与胡适还有其他方面的分歧。胡适认为“作诗如文”，他不仅提倡白话文，而且提倡白话诗。梅光迪则反对白话诗。梅光迪写信给胡适说：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学’则可，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也。”
在另一封信中，梅光迪又说：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
除此之外，在普及与提高问题上，两人也有分歧。胡适以普及为目标，主张“平民文学”，同时认为文学应影响世道人心。梅光迪反对此说，主张提高文学水平，并认为文学修养，“绝非贩夫走卒所能尽有。”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记1916年7月2日讨论这个问题的观点：
“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价值之文学，皆尝大有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觐庄大反此说，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ry（托尔斯泰）之绪余，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归说，久为今人所弃置。”
总之，在早期，在“文学革命”问题上，梅光迪与胡适有分歧。梅光迪并不反对“文学革命”，他也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但没有胡适那样激进。
1920年梅光迪回国，不久，到南高师、东南大学任教，并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东南大学生物系胡先骕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论文批评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在这篇论文中，胡先骕认为：《尝试集》中的白话诗，“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既然一无可取，胡先骕又为何要写评论文章呢？他回答说：“以其为今日一般所谓新体诗者之所取法故。且评胡君这诗，即可评胡君论诗之学说，与现时一般新诗之短长，古今中外名家论诗之学说以及真正改良中国诗之方法。”
胡先骕先批评胡适的新体诗理论，他说：
“今试考胡君之诗与其论诗之学说，其最初主张者有不用典等八事，最后进一步之主张，则为诗体大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栲一切打破’。就其前所主张之八事言之，如不用陈套语、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固古今诗人所通许，初非胡君所独创；至不用典，不讲求对仗，不摹倣古人，则大有可讨论之处，而其最后所主张之摒弃一切法度，视之为枷锁自由之枷锁镣栲，则为盲人说烛矣。”
胡先骕对《尝试集》中的白话诗逐篇作出分析批判，或云“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或云“肤浅之象征主义”，或云“纤巧之浪漫主义”，或云“内体之印象主义”；即有佳者，也“微嫌不深切焉”。最后，胡先骕向胡适发问：“胡君欲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苏黄，以打倒黄鹤楼，踢翻鹦鹉洲争？”
胡先骕并不是主张旧诗不要改革与发展。他说：“阿诺德之评19世纪初年之诗，以为隽才辈出而成效不能如人所期者，由于实质不足之故。以曾受新式教育之人而观中国之归诗，亦必具有同等之感想。……此时代使然，初非此数诗人思力薄弱也。……他日中国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艺术等学术，逐渐发达，一方面新文化既已输入，一方面旧文化复加发扬，则实质日充，苟有一二大诗人出，以美好之工具修饰之，自不难为中国诗开一新纪元，宁须固步自封耶。然又不必以实质之不充，遂并历代几经改善之工具而弃去之、破坏之也。”可见，胡先骕重视的是内容，即实质之改造、发展，并不仅仅限于形式之改造。
这是一篇说理的学术论文。但那时胡适的声名很大，出版界不愿触动这位“大人物”，胡先骕的论文竟没有一家杂志愿意刊登。
《评“尝试集”》发不出去，胡先骕与梅光迪商量，决定自己创办刊物。这个意见得到刘伯明的支持，随后吴宓加盟。刘、吴也是留美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刘伯明还兼校长室副主任，实际上是副校长的职务。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吴宓被推为总编辑。《评“尝试集”》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连载。为《学衡》杂志撰稿的主要学者约20余人，除吴、梅、胡、刘外，还有柳诒徵、王国维、景昌极、缪凤林、张荫麟、汤用彤、孙德谦等。他们大部份受过西式教育，其中三分之一曾留学欧美。
二、《学衡》的办刊宗旨
《学衡》杂志面世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当时没有一家杂志愿意登载《评“尝试集”》，但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早期关于活文字活文学与死文字死文学的争论已发展成如何对等中西文化的争论。《学衡》杂志的作者们不赞成胡适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
先从《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说起。
“学衡杂志简章”中说明该刊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简章还有两段文字进一步阐述“宗旨”的具体内含。这两段文字是：
“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
“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
可见，《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就是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精华。这个宗旨在《学衡》创刊号正文前的插图中也反映出来。插图依次为孔子和苏格拉底像，象征它采取中西文化精华的主张。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梅光迪撰写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这篇文章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他写道：
“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
但是，这篇文章并不反映作者是国粹派、顽固派。作者承认吸取欧西文化、建设新文化之必要。文章说：
“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是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
因此，文章主张：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含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我们可以看出，梅光迪不仅主张中西文化精华融合，而且提出融合的方式：
彻底研究，明确评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欧西文化，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评判，区别其精华、糟粕，有用、无用，然后才能决定取舍，从而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的文化。这种“评判”精神不仅是梅光迪一人的，而且是整个《学衡》杂志的。从《学衡》杂志的英文译名“Critical Review”，就可以看出它的“评判”精神了。
中西文化指的是什么？《学衡》杂志负责人及撰稿人多数留学美国，不少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们赞赏并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理论。
白璧德的学术思想远宗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士德，近师英国文学家安诺德（Matthew Arnold）。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导致重利、贫富不均等现象严重，安诺德颇以为忧。怎么办？梅光迪在“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中说：
“安氏欲以文化救正之。文化者，求完善之谓也。……然则如何可得文化乎？安氏则以为必由智慧。彼尝谓其一生事业，在‘灌输智慧于英人’。……当时科学大兴，文学与科学两者所包括智慧之多寡，两者在教育上人生上之轻重比较，乃为一紧要问题。安氏谓文学所包为多，当重文学。……彼之文学界说甚广，谓：‘凡由书籍以达到吾人之智识皆为文学。……’彼所重者特在文学，谓科学为工具之智慧，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无关。文学则使人性中各部分如智识、情感、美感、品德，皆可受其指示薰陶，而自得所以为人之道。……安氏既重文学，则其深信世间所思所言之最上品，必于文学中求之，自不待言，故以文学批评为止。”
白璧德接受了安诺德的观点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白璧德认为：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自然主义”作祟所致。所谓“自然主义”，一则是以培根为始的“科学主义”，以征服自然、追求人类的舒适为职志；另一则是以卢骚为首的“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或曰“浪漫主义”（Romanticism）。卢骚不重内心之修养，而欲殚其精力，以谋人群之进步为己任。两者都不重视内心世界的修养，结果造成急功好利、放纵自我之风盛行。
白璧德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好学深思、进德修养，“向内做工夫”（Inner Working），以培养高尚的人格，完成人性。白譬德认为：人性中善恶两种自我不断斗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遏制本能冲动的恶的自我，不趋极端，不溺物欲，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克己”之道。因此，他主张研究希腊古代生活状态及其思想，以养成高尚的兴趣和审美观念。白璧德十分欣赏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提倡孔子的思想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思想相结合，甚至赞扬孔子之道优于西方的人文主义。
白璧德将他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融成一体，通过提高人品，完成人性的救世主张深深打动了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等中国教授。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大力介绍古希腊的学术文化著作，安诺德、白璧德的生平事迹思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伦理。1920年9月，白璧德在美国东部中国学生年会上发表演说，这篇演说由胡先骕译成中文，发表在第三期《学衡》杂志上，题目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这篇演说一方面批判“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感情主义”。他说：
“近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学教授之功课。即系细究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之往迹及其与中世脱离之情形，并按迹此后思潮之趋向，迄于今日。予尤注意于18世纪中第二次个人主义之发动。此种自16世纪以来之西方运动，其性质为极端之扩张，首先扩张人类之智识与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适与利用。此近代运动，一方则注重功利，以培根为其先觉，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组织与效率，而崇信机械之功用；一方则注重感情之扩张，对人则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此感情扩张运动之行先觉则十八世纪之卢骚是也。
综此二者而观之，人类全体须日进于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与安适，同时以友爱之精神，为扩张感情之方法，以日进于亲密。此两运动合而论之，可称为人道主义。在其人道主义之人生哲学之中心，复有一进步之概念。盖进步主义，实吾西方主扩张者之一种宗教也。十九世纪之人，每以为科学发明且同情心扩张，人类将日进于丁尼孙（Alfred Tennyson）所言之圣神光明之域，然实则向大战场而行。结果乃渐有厌恶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发展，即为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有人欲问，吾西方之脱离古昔，是否曾将数种重要之元素亦随之而弃去？是否如德人所云，于倾弃浴水时，将盆中之小儿亦随之弃掷也。以有此种弃舍之故，今日之所争，乃非进步与反动之争，而为文明与野蛮之争矣。”
接着，白璧德赞赏孔子的修身立行、中庸之道。他说：
“吾虽知中国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国之人于旧日之教育尽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缛节。孔教教育中寻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当删去不讲，即经籍亦有宜改易之处，如礼记中所载之礼文，多有与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无关，无异于孔子之不撤姜食也。又中国之人并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学与机械等，以补中国之所缺。然吾以为虽其末节宜如此改革，然中国旧学中根本之正义则务宜保存而勿失也。盖其所以可贵者，以能见得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又不能倚卢骚之所谓公意及所谓全体之平均点，而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此等人笃信天命而能克己，凭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白璧德最后呼吁中国学者推动新文化运动，不能忘却固有文化，同时要研究自希腊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他说：
“总之，中国之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决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说而提倡伪道德。若信功利主义过深，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则见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有合，可总称为邃古以来所积累之智慧也。
《学衡》杂志发表这篇译文时，总编辑吴宓写了一个“按语”，对白璧德的讲话内容赞赏佩服之至。“按语”肯定白璧德指出的西洋社会弊端；肯定白璧德关于“博采东西，并览今古”，使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与东方的释迦、孔子之学说“折衷而归一”的观点。他说：
“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至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忘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瞻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人文教育即在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
在20年代前后，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人文主义思想影响至深，拥有一个学者群。前面提到的刘伯明就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逝世后，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撰“刘伯明先生事略”一文，发表在《学衡》第26期上，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刘伯明）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尝曰：‘学者之精神应注重自得。吾国古代哲人论求学之语，愚以为最重要者则谓吾人求学不可急迫，而优游浸渍于其间。其谓资深逢源，殆即此意。自得者为己，超然于名利之外；不自得者为人，而以学文为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惟恐不售，直贩夫而已。前者王道之学者而后者霸道之学者也。故其于近代繁剧急促，终身役役，计功求效，相率为机械生活之风，诋之不遗余力。谓希腊国民最能享受人生之美，而吾国圣哲之主张中和，亦人类至善之鹄焉。”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成为《学衡》杂志创刊宗旨的理论基础。
三、胡先骕与人文主义思想
胡先骕是《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学衡》杂志等4期上发表一篇论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这一篇论文说明《学衡》杂志接受白璧德的理论观点，并不仅仅是从纯理论角度考虑的结果，他们还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而决定接受的。可以说，它是“经世”的产物。
胡先骕强调“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一为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他说：
“在今日物质科学昌明之时，吾国之所短，自当外求。曾文正之送学生出洋，立同文馆、制造局、译书局，其宗旨即求此物质科学也。然以当时不知欧西舍物质科学外，亦自有文化，遂于不知不觉中生西学即物质科学之谬解，浸而使国人群趋于功利主义之一途。……以吾自身在学校之经验言之，同学中以意气相尚者有之，以文学相尚者有之，以科相尚者有之。或欲为实业家，或欲为政治家，或欲为学问家，高视阔步，自命不凡者，比比皆是，独无以道义相砥砺、圣贤相期许之风尚，盖功利主义中人已深矣。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为选送学生赴美留学之资，国人亲承西学之机日众。民国以还，……己不须国学为猎取仕进之敲门砖，功利主义成效，亦以银行、交通、制造各事业之日增而益著，其不为功利主义所动者又以纯粹科学为其最高洁之目的，盖不待新文化之狂潮，旧日之人文学问已浸趋于澌灭矣。”
胡先骕进一步指明提高道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文章中说：
“吾人今日皆知痛诋政府官僚之腐败，而鲜察国民道德之堕落已至何等程度，复不知政府之所以腐败，国民道德之所以堕落，完全由于崇尚功利主义之故，尤不知挽救今日政治腐败之法，厥维提倡已视为腐旧而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今日中国之现象，固不仅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己也。人欲横流，谦耻道表，已至于极点。洪宪党人之阿谀袁氏，固已丑态百出，然今日之堂堂国务总理，即洪宪罪魁也。苟非以武人之反对则此洪宪罪魁且继续居总揆之地位矣。……在昔日，士君子苟有一、二较此为小之失德，即足使至友绝交，社会不齿；在今日不但友人不加深责，即社会亦漠然视之，以为官吏之固然，宁非国民之社会观念日趋退化乎？不但素以腐败著称之官吏腐败至于此极也，今试观一般之社会，金钱之崇拜、投机事业之发达、拐骗欺诈罪恶之日增、诲淫诲盗之戏剧小说之风行、……凡此皆为国民道德堕落之证也。……实则崇拜功利主义、鄙弃节制的道德有以酝成之也。”
在这篇论文中，胡先骕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达”。他说：
“吾辈……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万不可以程朱为腐儒，以克己复礼为迂阔。一人固可同时为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与孔子、孟子也。对社会亦宜提倡节制的道德、中正的学说，使一般少年不致为功利主义、浪漫主义之奴隶，庶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以同时发达，则新旧文化咸能稳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修明，虽目前未能实现，二三十年后终能成也。”
四、柳诒徵与人文主义思想
柳诒徵也是《学衡》杂志主要撰稿之一。第6期《学衡》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文章：“论大学生之责任。”
在文章中，他说：大学学生之责任有三部份：“一则对于今人之责任也，……约有二事，一曰改革，二曰建设。”；“二则对于前人之责任也，……亦有二义，一曰继续，二曰扩充。”；“三则对于世界之责任也，……有二，一曰报酬，二曰共进。”对这三个部份，柳诒徵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改革问题上，他力劝大学生在求学时代，培养“爱国之热忱”、“高尚纯洁”的人格。他说：
“谋根本之改革，毋先谋革他人，须先求革自己。今日在学校以得文凭取学位为目的，即他日在国家争地盘，猎高位之根本。今日在学校以占便宜出风头为手段，即他日在社会为党魁欺国民之根本。中国社会之腐败，如烈火炉，非百炼之精金，一入其中即行熔化，故在求学之时满贮爱国之热忱， 确乎其为高尚纯洁之士，至于投身社会，尚难免不为外物所诱而有动摇。使在学之时，根本已不坚定或已习于社会巧诈之法，知责人改革者往往名利兼收，而从自身沏底改革者，其处世无往而不艰困，因之避难就易，醉心于社会之名人而倣行之，则异日更不堪问矣。吾为此言，非好为苛论，薄待学者也。今日国家社会之败坏已如洪水横流，滔天绝地，非有志士仁人，具大愿力，不能挽此沈沦，而其他社会中人万无可望。止此大学学生尚为国家一线生机，以过去之学生，劝现在之学生，故不惮言之，痛切如此。”
在论及“对于前人之责任”时，柳诒徵强调学习先贤的“絜矩之道”，包括孔孟的忠恕仁义，程朱的居敬穷理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说：
“夫吾前人所以能开辟留遗此土地胤姓者非惟野心武力也，非惟侥悻饰伪也，其所恃以团结维持此广土众民者有其精神焉，有其学术焉。晚近之人惟失其精神学术，故不能自立于大地而前人之业垂尽于若辈之手。故今日大学生欲改革今日之腐败，建设未来之新国，仍当导源于前人之精神学术，以拓此日进无疆之基。……近之学者多持整理国故之说，于继续前人之精神，则罕言之。其实整理国故者，即继续前人之精神之一法，面其昭然卓著之义，无俟整理者，则惟待后人之继续进行。例如孔孟之言忠恕仁义，程朱之讲居敬穷理，阳明之言知行合一，此非隐埋晦塞、残缺不完之说，非后人整理不能得其途术也。惟后人视为口头禅或视为陈腐迂阔之谈，一若无关于学问，而学问者乃成为身心以外之学问。孜孜考据者虽日出而不穷，而前人之精神乃徒留于纸面不复见于今日之中国矣。……今日学者对于前人之文字，颇有视为具有研究之价值者，独于前人立身处世之精神，不惟不愿继续，且有极口痛诋，以为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者。夫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者独今日中国争权夺利欺诈苟偷赌博腐败吸食鸦片之类耳。不此之责，而因今人之腐败迁怒于前人，吾不知从古圣哲所言，何常不适用于今日？例如《大学》所言 矩之道，是否为人类所必须，岂今日之世界不同于古而人皆愿受己之所不欲乎？此则余所百思不解者也。大学生即将来全国之领袖，于前人之言行能实践焉，前人之哲理能精研焉，则造成风气，当不徒欧洲文艺复兴之比也。”
在论及“对于世界之责任”方面，柳诒徵强调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问外国贡献中国优秀的文化，他说：
“今日中国之有待于改革固也，而世界各国之有待于改造，特视吾国情形不同，未必无商量之余地也。盖就文化上言之，白人之大有造于世界者吾诚敬之重之，而就国际上言之，则白人之为祸于世界者吾亦不能为之讳也。欧战以来，获胜之国莫不标举人道正义以饰其佳兵矣。……吾常熟思之，世界之上不利人之国家，不夺人之土地，对于异国殚国力以扶助并不为经济上之侵掠者，独吾中国耳。吾国有此历史，吾民即有此美德，吾国大学生即应倡此美德以指导世界。世界者人所共有，何独让他人之指导而吾辈不一伸其喙乎？今之欧人以大战之恐慌，亦汲汲然虑西方文明之破产而欲求东方文明以供其参考而为救济之剂矣。……吾国固须取人之长亦未尝不可药人之短，相携并进以同造未来之尽善尽美之世界，则大学学者之责任益无既矣。”
在文章最后，柳诒徵谆谆教导大学生勿以上述种种为迂阔之言，他说：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人惟不仁，方视世界国家于己无异而汲汲焉以个人之生计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为须取得大学学者之资格而后解决，否则广宇长宙之重责皆在一身，惟有努力强学，开拓万古之心胸，以肩其任，而个人之问题不暇计矣。吾国学者恒言，平生志不在温饱，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虽迂儒之言乎？然鄙见以为今日吾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即在此迂阔之谈能否复见于学者之心目为断。吾大国民、吾大学者勉之勉之。”
五、《学衡》杂志在学术界的影响
从《学衡》杂志的创刊宗旨和主要撰稿人胡先骕、柳诒徵的论文看，它有一种强烈的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性追求。
《学衡》杂志反对的不是“科学与民主”，而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和“全盘西化”；《学衡》杂志倡导的正是中西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精华。
《学衡》杂志于1933年7月停刊，一共出版了79期。持续出版12年的这份杂志在学术界起了什么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新儒家学说十分盛行。如果分析一下新儒家学说的特点，可能发现它的思想源头应是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
当代新儒学的提倡者始终反对全盘西化。他们认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性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丢弃了儒家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之学，实即人文精神，维系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命脉；创造性地重建传统是当代儒家的共性。他们还认为，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正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从这些关键性观点看，早在1922年《学衡》创刊，就已经将它发挥得相当明确了。再联系到新儒家的主要人物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都长期在中央大学任教。中央大学是在1928年由东南大学改组建立的。不难看出当代新儒家与《学衡》杂志的思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