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 ——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史意义
巩 本 栋
由已故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任主编、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和撰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两百卷，约六千万言，以下简称《丛书》），迄今为止，已完成并即将出版一百三十种。随着这项被认为是自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丛书》自身的学术成就和价值，尤其是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也日益显示出来。
《丛书》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宗旨，那就是匡亚明教授在《丛书》总序中所指出的，要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一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馀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之所以要把展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和领域的杰出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并进而揭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作为《丛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宗旨，是因为在匡亚明教授看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不是别的，正是具体体现在这众多杰出人物身上的“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也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因此，为了“抓住问题的核心”，《丛书》的研究方法也就必然是要“高屋建瓴地从思想的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就，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1]（P2-4）。於是，由此便决定了《丛书》研究的性质，实为一种以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又主要着眼於思与行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侧重“从思想的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的、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思想史研究。[1]
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以为，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丛书》的研究既然是以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那么，它较之以往的各种思想史研究，就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空前地扩展了。
人们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即如《庄子·天下篇》论天下道术、百家之学，涉及儒、墨、名、法、老、庄等诸家，谈的就是今天所说的思想史上的问题。[2]《荀子·非十二子》批评道、墨、名、法、子思孟子之儒等不同学派的十二子，欲统一天下学术，所论也在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之内。汉司马谈论儒、墨、道、法等六家学说之要旨，同样是在讨论思想史的问题。至於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以及明末清初黄宗羲编纂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则更可看作是一种思想史研究的雏形，只不过其论述的范围，却反较庄、荀和司马谈为小，而以儒学一家为主。总之，上述诸家所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在业已东渐的西学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逐渐兴起，人们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的认识，逐渐明晰，范围也有所扩大，虽然这些认识还颇有分歧。其中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启超先生对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看法。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即明确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学术思想焉求之。”[2]（P1）以学术思想统驭整个历史与文化，换言之，则是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当包括政治、法律、历史等诸多学科在内，视野可谓极为开阔。其撰《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既对清代思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和经学、实学等有详细的讨论，也注意到清代史学、地理学、历算及其它学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贯彻了他自己的上述观点的。只不过稍後他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谈到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虽仍认为思想学术史应包括道术史即哲学史，与史学史、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四个方面，并以为未尝不可将四者结合起来研究，然而同时却又认为此四者“性质既各不同，发展途径又异，盛衰时代又相参差，所以，与其合并，不如分开”[3]（P288）。较之他以前的看法，反又退缩了。
不管後来的思想史家是否承认自己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也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否一致，客观上他们对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与研究，其近源都不能不归之於梁启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後陆续刊行的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中国思想史》、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陈中凡先生的《两宋思想述评》、胡适先生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容肇祖先生的《明代思想史》和侯外庐等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其中所标示的观点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论述，或与梁启超的研究思路相近，或更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路数，而其研究范围都较梁氏或多或少地缩小了。比如钱穆先生做《中国思想史》，就认为“中国民族有了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究竟中国人在此四五千年历史文化遥长的演进中，对宇宙人生，曾想些什么，曾有些什么意见”，“这些便是中国的思想史”[4]（P2）。因而其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也就并不比哲学史大。蔡尚思先生主张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应当扩大，他提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侧重中国社会科学方面），主张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5]（P48）不过，他同时又认为心性、宇宙哲学等不应在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内。这就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似难以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先生是较早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侯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与社会思想结合起来研究，注重社会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对一些以往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思想家，如嵇康、吕才、刘知几、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马端临、何心隐、方以智等人的思想，作了较多的开掘。其研究范围已是相当广泛。继侯外庐先生之後，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着更明确的认识，并将其贯穿於其研究之中的，是张岂之先生。他认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研究思想史，“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6]（P420）。然而实际上，无论是侯先生还是张先生，其研究的范围仍远未能达到梁启超所提出的思想学术史的界限。
後之研究者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较之梁氏不但视野相对狭小，而且亦有分歧，分歧的焦点，则往往集中在对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把握上。二者的界限本不易分，研究中便不免相互混淆。像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便略同於哲学史。再像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纲》，其上册既以《中国哲学简史》的名称出版过，下册也是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写成的。而另一方面，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及其新编、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及其它大量出现的哲学史研究著作，则反而大有取代思想史研究之势。於是，至八十年代初，便有《哲学研究》编辑部专就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实即二者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所组织的笔谈。汤一介、张岂之、周继旨和李锦全等先生在这次笔谈中都曾先後发表各自的看法。其中多数学者通过对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认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较哲学史为大，也有的学者则从研究的性质上着眼，认为思想史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认识发展史，哲学史则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3]所论虽仍有分歧，然认识无疑已逐渐深化。
进入九十年代，试图跳出一般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窠臼，完全从另一思路来认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重写思想史的，当以葛兆光先生最为代表。他明确提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7]（P13）葛先生的看法从另一角度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而这一看法的提出，显然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关於历史的“长时段”观念的启发和西方的思想史学家的影响。
西方的思想史的研究，也许是因为更多地受到近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影响的缘故，所以其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较之国内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开阔得多。四十年代创刊的美国的《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即主张思想史应着重研究思想观念的演变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提倡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自然与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融通与合作。美籍华裔著名学者汪荣祖先生在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进程作了深入的考察之後，也曾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作过一番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认为，思想史研究不仅要重视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而且“最好亦能探讨一般大众之思想”[8]（P51）；不仅要注重对人的思想的研究，而且还应涉猎对“非思想因素”，即社会、经济、政治等物质因素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所谓“正规思想”，而且对诸如“成见”、“假想”、“信念”、“希望”、“欲望”等等所谓“非正规思想”[8]（P53），也不应忽视。总之，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并“不局限於所谓‘思想之历史’（history of ideas），故其视野超越哲学史与学术史之外。思想史亦与‘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有别，後者包罗万象，诸如宗教、艺术、文学、科技等，靡有所遗，而前者以整个文化作背景，注重‘历史架构’(historical framework)上之思想与行动之关系，以及思想与思想间之关系”。[8]（P58-59）汪先生所谈，不但涉及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的扩大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这一看法对我们的思想史研究的启发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真正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拓展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并能依其在思想史发展的理论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的，是匡亚明教授所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套《丛书》不但重视研究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或其他杰出人物思想中的哲学观念，而且也将其他专门家，如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家的思想或其他杰出人物思想的其它方面，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不但重视研究思想家和其他专门家的思想面貌和特征，而且注重揭示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不但重视对思想家的理论著作的研究，而且特别强调从各学科、各领域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业绩和事功中，抽象出其有价值的思想来；不但重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研究，而且决不忽视造成某种思想和行为的整个社会的和一般思想文化与知识方面的背景。显然，这是一种研究视野极为开阔、研究领域和范围极为宽广而有具有其自身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集成性质的思想史研究。这种研究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并非向壁虚造，也并非要於中国思想史研究诸家之外另立一说，而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身从来就融而未分的实际出发，从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理论都无不来源於那一时代人们的社会实践的事实出发，从中国思想发展史本身内涵极为丰富、线索极为复杂的特点出发，用一种既包融又扬弃的学术态度，对以往各家各派的思想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一番新的清理和整合，充分吸纳、借鉴其优点和长处，而避免其弱点和不足，从而力图使《丛书》的研究能够尽可能地达到一个更为符合中国思想史研究实际、更为深刻、更加广泛也更具特色的理论高度和层次。
其次，《丛书》的思想史意义，我们又可以从其所试图构建的理论体系和结构上来看。
《丛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发展脉络和理论体系的探索和研究，既然是从思想评述的角度进行的，那么它所揭示出的这一理论体系，同时也就是一部中国思想发展史的理论体系。注重中国思想史上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之间的联系，注重揭示思想史的理论体系和内在发展规律，是《丛书》不同於其它思想史研究论著的又一特色所在。关於这一理论体系，早在1991年，匡亚明教授便作过一个概括。他认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或曰“在数千年文明演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用以指导中国人民实际、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存、自强不息的那些共同的、有生命力的行为准则和文化模式”，主要是一个“以‘人学’思想为中心，贯穿於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诸领域中的博大精深且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体系”[9]（P1-2）。这一颇富启发意义的论断，在其後围绕《丛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不断得到了证明、深化与推衍，逐渐形成了一种“结构派”的思想史观。这一思想史观被蒋广学教授概括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就其思想观念的演变而言，它表现为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政治观念和人生观念的形成、发展、衰落，最後被融合於当代科学与民主观念之中的历史；而就其存在结构演变而言，则表现为以《易经》为体、以其它经史为用，和以儒为本、以其它子学为末的结构形式形成、发展、衰落，最後解体而被各学科的平等发展所代替的历史。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与《易经》为体、儒学为本的存在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思想、新学科所融解。合此二者，就是中国思想史。”[10]（P85）这是一个十分注重结构、层次与联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而又能够自我说明、自我调适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不但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按照其在思想文化发展理论层面中的主、辅地位和作用等，有序地排列、整合了起来，而且十分注重揭示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的关系以及这种冲突、融合的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和规律。这一观点和理论的提出，也许还会引起某些争议，但毫无疑问，它不仅是《丛书》研究，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创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观点和理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意义，也必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第三，《丛书》的思想史意义，还在於随着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扩大所带来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的更新。
匡亚明教授在《丛书总序》中论及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时曾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 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思想史研究当然要注重评价思想家的思想论著，然“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 者不应偏废”[1]（P4）。这种注重从思想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注重从人的业绩和事功（特殊）中抽象出思想和理论（一般），注重各学科、各领域的融合与交叉，注重思想史发展的理论结构和层次的研究方法，不仅使我们的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更重要的，它使得这种拓展，或者说使得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真正成为可能，而不至於当你面对这片极为广袤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时，感到束手无策和难以驾驭与操作[4]，或者使上述研究流於一种简单、机械的拼凑与组合。
每一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某些自然界现象和社会现实问题所作出的一定的解答和反映。这些解答，反映了人们对当时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思想认识水平，是各种人物的不同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只不过思想家的思想一般是以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述和记载下来的，而政治家或其他专门家的思想，则是通过其具体的事功和业绩来展示的，这些所谓事功和业绩，并非无目的的偶然行为的产物，而同样是在某种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的成功的社会实践，就中当然也就蕴含着某种先进的、可资抽象和归纳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把一大批并无思想理论著作传世，然而却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在各自的领域中作出过伟大成就的人物（如政治家、文学家等），纳入思想家的行列，把对他们的业绩和事功中所包含的思想要素的研究，与对思想理论著作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方法上刀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就无异於为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足供开采的、别一样式的思想史资料的丰富矿藏。
比如汉武帝刘彻这样的杰出政治家，并没有为後世留下什么思想理论著作，然而从他所采取的强调法制、统一货币、盐铁专卖、内平诸侯王、外击匈奴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措施和制度中，我们却不难看出其强烈的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政治观念。而这种思想政治观念，不但极大地影响了思想史由子学向经学的发展转变，而且实是当日新天道论等思想重新整合、发展的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再比如，我们论述王安石的思想，当然要依据其现存文集、《字说》（佚文）等许多资料，但他的许多诗歌（如《试院中作》、《详定试卷二首》其二、《元丰行示德逢》等等）、有关熙丰变法的各种历史文献，也同样是我们分析其变法思想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关於“农田水利法”等变法措施的一些具体记载，来论述其为天下理财的经济思想，无疑就可使我们对其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准确和丰满得多。而王安石所采取的一系列为天下理财或曰以义理财的措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思想[11]（P10764），也正是对桑弘羊以来许多杰出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又如许多被列入《丛书》研究行列的文学家，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等已被人所公认的杰出思想家，自不必说，即以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吴敬梓、曹雪芹等这些历来不被人们看作是思想家的人物而论，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仍可抽象和归纳出许多在思想史发展进程中堪称为新质的思想观念。例如，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文学作品中，总结、归纳出其以形象思维方式表现出的既包含科学探求精神，又有不平情感宣泄成分的怀疑的天道观，效法尧舜，重民利民，举贤授能，以德治统一中国，以法治限制贵族利益的政治思想，以及体现为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等等。这些思想观念，无疑也是在我们讨论先秦思想时所不应忽略的。再像清代的优秀小说家吴敬梓，他也并没有系统表述其思想政治见解的理论著作传世，但一部《儒林外史》，却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封建末世士人心态的画图，而就中所反映的，则正是吴敬梓那一代士大夫对自身命运和出路不断思索、不断探求的新的思想发展因素。
提倡“从思想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又意味着应当从思想理论的层面来深入把握和揭示各学科、各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交叉的关系，这本身也同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士人，他们的生活理想几乎无不在於匡世济俗、建功立业，而少有以立言自居的。所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2]（P1088），实为中国古代的多数士人所信奉。从历史上看，许多在某些领域作出成就的杰出人物，也往往是以一身而兼数任的，他们的思想大多受到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大多对宇宙自然和世事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像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皆是如此，因而对他们的研究也就应当是多方面、多角度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再从客观上看，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当然有各家各派，但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在他们彼此之间、在他们各自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有着或隐或显的、程度不同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如司马谈所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5]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3]（P3289）便指出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异同与联系；而如苏轼所言：“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於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14]（P1961）则又道出了儒、释、道三家思想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事实。因此，《丛书》研究强调不同思想学派、不同学科的融合，强调综合性研究，正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面貌和特征以及思想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这种把握和对学科之间界限的破除，显然并非认为在哲学思想与其他思想、儒家思想与释道思想之间便没有了层次之分，而是为了要更清楚地揭示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人物身上发展和表现的变化与差异。即如在对韩愈的研究中，我们主张将其儒学思想、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结合起来考察，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他在复兴儒学、承续道统上的努力，怎样积极影响和推动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创作和发展，而古文运动的发展又怎样作为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反过来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因为韩愈自己就曾一再地说要“修其辞以明其道”[15]（P113），“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5]（P304-305）柳宗元也认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16]（P886）他们的话都说明了这种道与文的密切联系。但这种研究并不等於说韩愈的“道论”就是他的文论（或曰他的文论就是他的道论），他所大力推尊的“道”与其所作的文之间也不能划一等号。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除了注重从思想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之外，丛书在具体的研究中还采取了评传的方式，即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述，来展示其思想的面貌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就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也是颇具特色的。评传写作的形式，可以溯源到由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通史的编纂体例和史学传统。这种形式的运用，使得人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某种思想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历史人物的生平行事、命运和精神又有何种联系。思想的抽象性与历史的具体性，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融合，研究是立体化的而非平面和呆板的。梁启超先生论历史研究法，谈到作人物的专史，曾提出须在每一时代寻出一些代表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这种作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拿着历史主眼。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能造历史的人物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3]（P174）可以说，《丛书》所进行的研究，正具备了梁启超所指出的史传写法的上述优点和长处。例如，唐代的刘晏和杨炎虽都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思想家，但又并无理论著作传世。因此要论述他们的经济思想，除了应注重从其策划和制定的经济措施（如榷盐法、两税法等）中分析归纳其思想之外，如果能在论述方式上，以其生平活动为主线，把对他们所拟定和实施的一些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的讨论，与对经历了安史之乱重大事变後的唐帝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总体把握，对当日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和人事纠纷的详尽了解，以及对刘晏、杨炎二人的思想性格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考察等结合起来，理论的抽象、评骘与事件的描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那么，对刘晏致力唐王朝财赋体制的调整与重构，并建立以榷盐法为核心的新的间接税体系，对杨炎废止积弊已深的租庸调制度，改行两税法，完成从直接税体系的税人向税地的转变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的揭示，自然会更有说服力和更生动具体。
总之，中国思想史不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也不是各学科发展史的无序的排列和汇合，它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学科中的杰出人物，以其创造性的理论著述、业绩和事功融汇而成的、无比丰富和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的历史。由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力图向人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思想史的长卷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内在理论结构体系与发展演变的规律。
附记：本文初稿写成後，曾得到蒋广学教授的指正，谨此致谢！
（本文作者： 巩本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
参考文献：
[1]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A]，载《丛书》各卷卷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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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6]张岂之，《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A]，载《学林春秋》二编下册[M]，张世林编，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
[7]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M]，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8]汪荣祖，《思潮与时代----思想史研究之范畴与方法》[A]，《学林漫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9]匡亚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开幕词》[A]，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蒋广学，《“结构派”思想史观的初步展示》[J]，《书与人》，2000（3）。又见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结构派“主张〉[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4）。请参，此不赘。
[11][元]脱脱，宋史·司马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24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宋]苏轼，祭龙井辩才文[A]，苏轼文集：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唐]韩愈，争臣论；题欧阳生哀辞後[A]，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唐]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A]，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 如果我们依照现代以来一般学科的划分，对《丛书》的研究对象——260馀位传主的身份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也会发现，这些传主所涉及的领域和学科虽已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但其中的“思想家”传主仍占据多数（在《丛书》的传主中，思想家约法三章30馀人，占传主总数的50%以上，政治家约40馀人，占15%，文学艺术家35人，约占13%，其他传主约50人，占20%）。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兼为思想家、政治家或其他家数的杰出人物往往很多，因而这种划分并不十分准确，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可看出“思想家”传主在整个《丛书》中所占的显著位置以及《丛书》由此所具有的思想史研究性质。
[2] 参张岂之先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及展望》，载《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3] 请参《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汤一介《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周继旨《关於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1984年第1期：刘蔚华《中国思想史的一般与特殊》；1984年第4期：李锦全《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与区别》。
[4] 比如，葛兆光先生就曾提出过这样 一 个疑问，他说：“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如果是这样，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此语出《周易·系辞下》，原作：“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