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位置——重审思想史边界
方旭东
晚近的讨论显示①，在中国学术界，关于思想史的边界问题尚未达成一定的共识，因而—再成为论者聚讼的话题。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思想史这门学科在中国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学科本身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也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里所说的思想史的特殊性，是指思想史这样—个名称，它所包含的综合性与笼统性，在现代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密的大势下多少显得有些特殊甚至突兀。换言之，人们有理由质疑：思想史这样—个说法，是否能恰当地命名一门独立的学问?
一
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思想史隶属于历史学下面的—个二级学科专门史。但是，这种安排并不能充分反映实际研究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个“某某思想史”这洋的东西存在。比如，文学有文学思想史，经济学有经济思想史，法学有法律思想史，社会学有社会思想史，政治学有政治思想史，等等。为了区别于这些“思想史”，笔者所说的“思想史”也许可以称为大思想史。这里的“大”没有价值判断意味，仅仅表示，相对于复数性的“某某思想史”中的思想史，这个“思想史”是单数的。毫无疑问，这些“某某思想史”无论从学术训练还是从内在逻辑上看，都隶属于它们各自的大学科，而与历史学下面的那个二级学科专门史无涉，至多只能说它们具有—般历史研究的性质。
当然，人们也可以换—个思路，即不必囿于现有的学科分类而直接探讨思想史存在的根据。本来，现代学术分工的细化趋势就未尽合理。历史地看，一门学科总是先建立起它自身的合理性，然后才逐渐取得它的现实合法性的。如果思想史自身的合理性能够建立，它的现实合法性迟早也能实现。因此，现在需要追问的是：思想史自身的合理性存在吗?或者说，有那种独立于“某某思想史”的大思想史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史的对象说起。通常，对于一门学科，人们通过顾名思义的方式就可以大概获知它的对象与范围。可是，对于思想史而言，顾名思义的办法并不能使人们对它有进深一步的了解。思想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的历史。如此说来，思想史的对象即是思想。这似乎再简单不过了。然而，什么是思想?对于这个问题就有很多答案。在现代汉语中，“思想”一词的含义比较丰富。作为名词的“思想”，似乎可以分为这样—些层次：在最低的层次上，是指人对某—个乃至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态度、看法，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实际上等于意见或主张。在较高的层次上，是指人对人生、世界的总的看法，这个意义上的“思想”相当于世界观或方法论，比较接近于哲学。在更高的层次上，是指成体系的理论、学说，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往往是思想家所构造的思想体系，代表着某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看到，层次越高，“思想”这个词所包含的抽象性、体系性也越高；同时，它还表现出某种普遍化的趋势，即在最高层次上所使用的“思想”一词，虽然是某个个体所具有的思想，但它已很大程度地摆脱了个体的偶然性特征，而成为事实上的群体主张与诉求了。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其性质相当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人群思想的标本，或者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即“理想类型”。
那么，作为思想史对象的思想，是否包含所有这些层次的思想呢？如果不是，又究竟是哪些或哪个层次上的思想呢?
从表面上看，思想史所研究的思想，似乎包含了以上所说的各个层次。比如，思想史会研究孔子“仁者爱人”的主张，也会研究孔子有关仁的一整套看法，还会研究孔子整个的思想。又比如，日本学者曾经集体研究了中国思想中有关“气”的主张，写成了—本《气的思想》。然而，稍作理会，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原则上思想史不会将任何一个某人的任何某个主张、任何某种哲学、某一思想体系排除于研究范围之外，但实际上思想史并没有真的这样做，不要说它做不到，就算它真的那样做了，人们对这种努力也不会有任何兴趣。原因很简单，人类大凡称得上严肃的学问的，莫不是对人的心智、福利有所裨益的事业。如果思想史宜称它研究任何思想，这样—个大杂烩自然会让人望而却步。所以，虽然人们对于思想史的对象不是非常明确，但几乎都不会赞成不加选择地研究任何思想。如此一来，就会发生选择标准的问题。换言之，思想史应该选择什么思想来研究?
尽管人们对于选择什么思想来研究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内容的思想来研究，他们肯定都认为这个思想值得研究。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一个共同要求是：这个思想必须是有意义的或者有价值的思想。因此，问题又变成如何来认定思想的意义或价值了?
我想，认定思想的意义或价值，固然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以下几个方面是必须考虑进去的。其一是理论水平。这包括逻辑的严密性，针对问题的广泛性，解决思路的合理性、全面性，等等。其二是影响或效果。有的思想虽然理论水平不高，但传播很广，有着很大影响，所以也不能不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如果着眼于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那么理论水平就会被当作决定思想是否重要的一个主要尺度。但是，如果主要只关心某—时期社会思想的基本状况，那么，影响或效果这个因素在选择哪些思想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时就会作为基本依据。理论水平与影响或效果这两个因素并非互相隔绝，而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往往是经过反复辩难以及实践检验后的胜出者，好比大浪淘沙，其理论水平是非常高的。因为人类不可能把一个漏洞百出、平庸肤浅的思想一直奉为真理。另一方面，理论水平高的思想对社会总是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说的影响或效果并不限于当时当地，而是应该放在—个长时段—个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来考察。在历史上，理论水平高的思想，在其提出的时候往往没有太大影响，在很长—段时间内甚至不为人所知，但它的理论价值为后人发现后会转化为极大的思想能量。以王夫之为例，他的思想从理论水平上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个高峰，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因为长期流亡、隐姓埋名，其人不为世所知，其书更是罕有问津，对当时知识界发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更不要说对当时一般民众有什么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被发现并受到推祟是晚清以后的事情，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没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不会受到那样的重视。就思想史旨在总结人类的智慧这一个目的而言，思想史并不是以影响或效果作为选材的唯一标准，理论水平是更受重视的因素。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以说，思想史是以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思想，则是指思维理论水平高、影响远大的那些思想。从这个结论来看，以往思想史多研究精英思想是不无道理的。这首先是因为精英思想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代表着他们所处时代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其次，还因为精英思想对—般民众起着范导性作用，通常它在社会上能激起重大反响。
二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思想史应该多研究些—般思想，而不必局限于精英思想。这个提法是对以往思想史只研究精英思想的做法的—个反拨，反映了当代思想史研究者在思想史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但是，思想史以一般思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理论上存在一些误区，在实践上也颇有困难，这是必须要指出的。
从理论上说，这种看法忽略了精英思想与一般思想之间的联系，有将二者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倾向。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的精英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不与一般社会思想绝缘，毋宁说是—般社会思想的浓缩或精华。反过来，我们从一般社会思想中总能发现它所根据的精英思想成分；所谓精英，就是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比一般人要更为敏感，即所谓先知先觉；同时，他对问题的认识也更深刻，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更为成熟合理：精英思想是在—般社会思想的土壤上酝酿出的，而—旦产生，它反过来又会对一般社会思想造成影响。当然，—种先进思想最初总是被少数人所掌握，它成为大多数人的—般思想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般社会思想与精英思想相比往往有守旧的特征。
从实践上看，研究—般思想的做法也有很多困难，最主要的是史料问题。与精英思想凝结于经典的形式不同，—般社会思想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不经加工与提炼就直接记录下来的材料往往很少(经过知识人的加工和提炼就是被“抽象”与“拔高”后的思想了)，并且因为过于平常，也不被人们所重视，因而保留下来的就更少了。在现代，了解—个社会—般的思想、信仰状况，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各种社会化调查；然而在古代，几乎没有这项工作。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读书识字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经典教育，经典当中蕴涵的精英思想成为他们日常行为的依据。不可想象，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个与精英思想相抗衡的独立自在的大众思想系统。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系统。所以，如果以—般思想作为描述对象，要凑足一部思想史所需要的最低史料要求，就不能不乞援于别的方面的资料，而知识史、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就成了首要的选择。像主张书写一般思想史最力的葛兆光，他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如果除掉有关知识史、社会史的材料，他所运用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并不比前人的著作丰富多少，甚至由于刻意避开精英、经典的研究路数而减损了某些必要的思想史材料。大概葛兆光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虽然将自己的书名为“中国思想史”，却—定要加上副标题，第一卷叫作“七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卷叫作“七到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也就是说，作者自己也明白，他写的已经不完全是思想史的内容了。
其实，知识可以由知识史处理。比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有关中国古代方术方面的内容，化学史会处理，科技史会处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方面就花了大量篇幅。又比如，葛兆光书中写到明清时期西学传入中国，特别开辟了专章讨论地图中的思想(也许叫知识更准确)，其实，这部分内容有大量的科学史、天文学史、中西交流史论著作过详尽研究。至于信仰，则有宗教史与民间信仰史关注。总之，知识、信仰乃至社会生活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有相应的专门学科加以研究，用不着思想史越俎代庖。
诚然，知识、信仰以及社会生活，与思想并非毫无关系。—方面，它们构成时代思想的土壤与背景；另一方面，它们也总是受—定的思想支配，研究者从中也不难读出—定的思想信息。思想史能够并且也应当从知识史、信仰史以及社会生活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当中获得启发、吸取灵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与思想史有关的知识史、信仰史、社会生活史研究，都属于广义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但是，广义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与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书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有人提出，像考古发现中的《日书》这样的历书，像《营造法式》一类的则例，像《职贡图》、《苗蛮图》这些图像，像古代断案的记录，以及蒙书类书这样的读物，都可以发现—些思想史的内容。从这些材料当中当然可以发现一些思想史的内容，这些材料也不是不可以研究，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对于思想史书写究竟有多大的意义?通过分析历书、图像档案等材料，所花力气不小，但由此获得的思想史信息却非常稀少，不仅边缘、零碎，难成系统(这是因为，相对于经典文本，这些材料所蕴涵的思想信息的密度要小得多)，而且，如果深人分析，都可以还原出它们所依据的精英思想与经典文本。毋宁说，这些材料为精英思想提供了一些物证。显然，仅仅依靠这些零散不全的物证是无法完成一部思想史的书写的。放弃源远流长的传世经典文献而专事搜求这些不成系统的“物证”，在研究路数上就好比放着阳光大道不走而专走羊肠小路。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在实际的研究当中虽然也许能给人一时的新奇之感，但成绩终归有限。
将知识、信仰等内容纳入思想史描述的范围，表面看来是扩大了思想史资料的范围，从而有望为思想史书写带来新的面貌，但实际上它给思想史书写带来的危害不容低估。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想见，如果只是一味扩充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而不加甄别，其结果必将是使思想史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属性。这个问题恐怕是那些主张扩展思想史的人所始料不及的②。当然，从积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知识史、信仰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看作思想史研究的预备研究。但是，预备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思想史本体研究。
三
理论水平与实际影响这两个因素，反映了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的两个最基本的属性，即思想性与社会性。具备这两个属性的思想，不是那些代代相传的常识，因为常识虽然具有社会性，但在思想性方面却乏善可陈。具备这两个属性的思想，也不是某个专家就某个具体问题所发表的高深见解，如果这些问题与见解没有触及到那个时代的精神脉搏，它们就应当被归为某一学科或者学说史而不是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从这个角度说，研究思想史的人需要把握他所写的那个时代的思想史的主题，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如果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或者问题意识比较薄弱，不能提炼或者概括出—些具有强烈时代感的问题，他就只能就事论事，他就只能做现象的描述，而无法合理地组织材料写出一部线索清晰富有深度的思想史。而要把握思想史的时代主题，如果研究者没有一定的综合思辨能力，显然是做不到的。—个思想史研究者，如果仅有史学的修养、文献的功夫，而没有—定的哲学功底，要想写出一部合格的思想史，恐怕很难。毕竟，写思想史不是做文抄公，不是比谁用的资料多、谁用的资料冷门和生僻。
还有些学者从表面看问题意识似乎很强，提的观点也很新，可是这种问题意识不是他自己从思想史内在理路中发掘出来的，而是从海外学者那里借来的，这也不足为训。笔者不是说海外学者的问题意识不可以参考，而是说在参考的同时—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了解海外学者的这些问题意识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现实关怀甚至特定的学术训练。说到底，那是一种“他者的眼光”，在解释思想史材料时，隔膜与误会在所难免。对于海外学者而言，他们的文化背景、现实关怀以及学术训练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作为局外人说局内事的这种隔膜与误会，是他们想改变却改变不了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就有一种先天的优势。不加分析地照搬海外学者的问题意识，无疑于舍己之长而学人之短，实在很难说是—种明智之举。
如此说来，笔者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看法是：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思想)。对象既经确定，思想史的边界以及方法问题也就应刃而解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无可怀疑。
作为独立学科的“思想史”在西方有两个传统：其—是德国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人提出的“精神史”(Geismsgeschichte)。这里所说的“精神”是指“时代隋神”(Zeitgeist)或时代思潮；“精神史”的研究是以某个特定时代为对象，总体地把握其政治、社会、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出现的思维方式，及其相互的关联和其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关联。也就是说，综合地把握时代精神的整体结构，从而明确其历史的发展状况。其二是美国洛维乔(Arthur O．Lovejoy)等人倡导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这一派最初提出的纲领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西欧文学中出现的一般哲学上的概念、伦理思想、美学上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及其影响。他们以文学和艺术为素材，对其中出现的各种观念的含义进行了超出狭义的文学或美学范围的分析，追究其含义在历史上的变化。比如，“自然”(Nature)、“浪漫”(Romantic)等在文学和艺术中广泛应用的多义概念，他们对这些概念随着时代推移所产生的含义变化，以及这些概念在文学、美学以外的各领域出现时的相互关联，还有其意义向相反意思转化的情况作了仔细探讨。比较起来，笔者对于“思想史”的看法比较接近狄尔泰的“精神史”。洛维乔倡导的“观念史”研究不失为思想史研究的—种进路，但是，对于有断代要求的思想史书写则不太适合。
① 比如，中国社台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合作在2002年9月27日召开了一次有关思想史方法论的讨沦会，向会议提交沦文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北京部分高校的学者，可以说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学者对思想史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些意见，会议论文后来在王中江主编的《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Io月)与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上刊出。虽然观点多样，但论者都—致谈到了思想史存在对象、范围都不清楚这个问题。
② 比如，葛兆光开始意识倒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思想史的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已烃有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不曾使用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资料。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在我自己也感觉很报困惑的问题之—，是思想史如何确立自我的边界，不至于—方面入侵略其他历史领域，一方面守住自己的国土。有人说，这样的思想史太庞杂了，不像思想史了，这我不同意，因为谁规定了思想史是什么样子和多大领地?但是也有人因此说思想史可以横冲直撞，这也恐怕很麻烦，因为无限扩张的结果就是消解自身。有人提出，可以叫思想文化史或文化思想史，究竟怎么办，我也还没有想清楚。”(参见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提纲)》，引自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l辑，第296页)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