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方光华
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一系列问题，如果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重新加以思考，我们对此就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例如，老子思想中有一个命题叫做“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有”与“无”的关系，作为老子关于天道的最高概括，在20世纪曾经引起广泛讨论。人们纷纷分析老子思想的特征，有的指出老子的“有无论”把“无”视为事物的根本，而“无”是超自然的绝对，是唯心论哲学；有的指出老子所说的“无”虽然不可捉摸，但它确实存在，在逻辑上认识，是唯物论哲学；有的指出，老子的“无”作为万物之本的负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是人类认识前进的重要里程碑。但“无”既可以给以唯心主义的解释，又包含着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这是老子哲学后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契机。
这一命题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对此加以审察，答案似乎要明朗得多。老子“有生于无”的认识与他关于当时的礼制文化的反思是相联系的。他曾指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第38章） 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是说上德之人不以现有的道德为道德，因而他们才真正领悟和拥有道德；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即是说下德之人死守现有的道德不放，因而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领悟和拥有道德。老子认为真正的德是“玄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这种真正的玄德只有通过对天道的洞察才能获得。老子的有无论实质是为当时的礼制文化提供一种哲学思考；他把当时的宗法礼制传统视为“有”，而把那种尚未实现的新的道德视为“无”，“有”即是对礼制文化历史与现状的哲学概括，“无”则是对礼制文化历史与现状所未能包含的发展可能性的哲学概括。老子的意思是，不要把现有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无论人生和政治，都可能在现有的方式之外，乃至在现有的方式的对立面之中找到它重新发展的可能。可见，老子学说的目的就是为当时的礼制文化寻找出路，老子“有生于无”的主要宗旨是要求人们更加关注文化的创新，去尝试哪怕是与现有文化方式相矛盾的文化生活方式。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待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不但能使人们更加接近老子的真实思想，而且对我们思索孔老关系也有启示性意义。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相传老子曾经这样告诫孔子：不要把礼制文化传统视为惟一的真理，不要以为个人就能够拯救世界，不要以为人生会一帆风顺，要正确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失败。从老子语重心长的告诫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老子对于孔子的殷切关心，同时也能感受到老子对孔子的人生态度和政治追求抱有批评态度。孔子在礼制文化面临挑战的春秋时代，深入研究礼制文化传统，提出历史是损与益即扬弃与发展的统一，他更加关注礼制文化精神的延续。他文化自觉的基本倾向与老子稍有差异。孔子认为，唤醒人的道德自觉，恢复到上下有序的礼制时代，是救治社会的最好药方。他竭力从人的情感和理性诠释道德规范的起源，坚信礼制文化精神与人的情感和理性不相矛盾，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是人的自觉要求，是人的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舒展。孔子思想中“仁”与“礼”并不构成本质的冲突，作为文化精神形式化的“礼”和作为人的道德情感与理性基础的“仁”必然要在文化中得到统一。它们是孔子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对于文化发展的创造性思维的成果。
自戊戌维新以来，诸子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心。在康有为平列的诸子观的引发下，思想家们参照西方学说，结合各自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对诸子的本来面目、思想特性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观点。如关于诸子的起源，1905年、1906年刘师培和章太炎先后发表《周末学术史序》和《诸子学略说》，在《庄子·天下》和《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指出诸子起源于王官及其所代表的礼制文化，是对世卿专政、学术为世卿所垄断的历史现象的反动。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比较倾向于康有为“诸子皆为托古改制”的观点，认为诸子皆因时而起，是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反映。此后有侯外庐指出，诸子的实质是中国古代国民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它包括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邹鲁缙绅之学、战国并鸣之学三个阶段，它的特点是走维新路线，既有对王官为代表的礼制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捕捉。经过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思想史的思维世界应该说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或者因为过分关注思想家哲学属性的定位，或者因为过分关注思想家阶级属性的判定，往往在对一系列具体命题的分；析上脱离了中国思想史原有的发展轨道和逻辑线索。从文化自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必然是当时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且他们在面对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固然可以分析思想家们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倾向，但这一分析应建立在对他们的文化；认识的分析之上，必须把他们关于文化发展的普遍问题的认识当做进一步分析的基础；如果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待思想史的演变，我们或许能够对思想家们的命题得出更加合理的结论，或许能够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宝贵经验和教训给予科学的整理。
文化纷繁复杂，但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它的时代特征，而精神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最能够反映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审视思想，不但要看到思想与文化的互动过程，要看到思想在经验性的技艺、理性化的知识体系、超存在的信仰等领域的渗透，更重要的是应把握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思想史是历史，是思想的历史。不可否认，有的学者对思想史是否有“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胳”深表怀疑，但这种怀疑仅仅是对已经整理出来的所谓思想史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脉胳的怀疑，并未完全否定思想史应该“寻找思想史的连续性脉胳”。要追寻思想史的脉胳，关键是要对历史文化进行高度的综合。应该指出的是，从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史来看，综合显得尤为重要。
在古代，很少有人用“思想”这个词表达今天的思想史研究的“思想”，“思想”常常体现在“道术”、“学术”、“道学”等概念之中。中国很早就有关于学术的分类，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将先秦以来的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成《七略》，分为辑略（全书通论）、六艺略（六经或传记）、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实际上已将此前的学术分为六大类。到南北朝时期，在对各种学术进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又形成经、史、子、集即经学、史学、诸子学（包括宗教与方技）文学的四部分类法。此后，四部分类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最具代表性的分类方法。在鸦片战争之前，各种学术都有对自己的总结和反思。例如，隋唐时期有综括南北朝经学研究的《五经正义》，南宋时期有朱熹总结北宋经学研究的《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明清之际有黄宗羲总结宋元明儒学研究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鸦片战争前后有江藩总结清代儒学研究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在史学方面，隋唐时期刘知几有《史通》，清代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些对各类学术的反思性研究，不但有助于显示各门学术的基本规范，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各门学术基本理论命题的提升。它们既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奏，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础。
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和归纳法传播到中国，西方关于学术的分类观念也随之输入，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初期，关于什么是学术，梁启超和刘师培都曾发表明确的意见。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诸用者也。” 刘师培也曾指出：“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 这就是说，真正的学术必须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思想家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历史进化观念贫乏，从中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传统学术的方法论体系也缺乏严密的逻辑；需要加以改造。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周末学术史序》，就将周末学术史分为16类：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即逻辑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财政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他认为有必要根据近代认识水平对古代有关思想学术进行分类整理、诠释和评价。
现代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形成源于学术观念的变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现代学者不得不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去理解、解释、阐述古人的思想。现代中国思想史体系即有赖于这种分科体系。我们把孔子的思想分裂为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又把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解释为生命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经过这些努力，我们对中国思想有了比原来清晰得多的认识。
但是，我们同时发现，我们所归纳的思想脉胳似乎离各种思想之间内在联系越来越远。事实上；各种学术体系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逻辑关系，一个思想家的学术活动总是与这一时期的文化精神存在一定关系。拿传统学术的经学与史学来说，它从来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例如，经学重视天道与人道，重视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而史学也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做最高的追求。司马迁的《史记》没有停留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记述方面，还比较详尽地记载了自然界的变化，探索了这种变化与社会人事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经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以及关于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论述直接影响了史学的历史观和史学标准，而且经学关于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述形式。应该说，史学既是一种描述人们思想观念的学术形式，同时又是对人们思维观念的丰富与发展，它拥有与经学及其他学术形式同样的主题。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关键是要综合。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思想的终极目的就是人文化成，这就要求从人文化成的高度从各类学术体系中归纳出一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思想特征，从而阐明其先后转变的历史递进关系，这就要在分门别类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综合。
回顾20世纪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历程，不禁使人想起战国时代到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战国时代，《庄子·天下》指出、“道术将为天下裂”，作者看到的是学术分门别类，诸子蜂起，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再也见不到古代学术的整体。而事实的发展并没有庄字所说的那样悲观。到了战国晚期，《周易·系辞》就认识到，学术的分门别类都有共同的目的，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今天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许更多的应该是关注综合，应在综合的基础上予以创新。
*本文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原文分三个部分，共7000余字，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里摘登了其中的一、二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