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历史际遇
陈效鸿
在研究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时，笔者倾向于把握历史比较的长时段方法，即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置于历史性的长时段演进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不仅看到发生变革的一面，更要关注其正在延续的一面，这是因为新旧社会机制的转换不可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段中一次性地完成，戛然而止。同样地，如果将社会转型看作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转型而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就会有一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学说必然要经历与旧传统的长期纠缠和多次反复才会最终确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试以春秋至秦汉之际四、五百年间儒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作一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激烈变动对于思想史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平王东迁以后，由夷狄族反复入侵日益危及周王朝的生存，而引发了诸侯国在“尊王攘夷”口号下的争霸战争；由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而引起周代宗法社会结构的划时代变革，原先周族统治者在“封邦建国，以蕃屏周”的血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制社会组织形式，正逐步被郡县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宗法贵族阶级内部亦随之发生分化。这种种族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在部分贵族精英中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华夏认同感，进而产生了探索建立新型政治体制以适应现实社会变化的需要，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份子与社会转型中急剧改变着身份的“士”阶层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保存和转化前一时代长期积累的华夏文化遗产，并在新政治体制建立过程中借助这种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来保持相等稳定的社会秩序，重建人伦道德。于是，以贵族人文思想与新兴平民意识相结合为特点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少数知识精英艰韧不拔的努力下，经受了“礼崩乐坏”的洗礼，最终诞生了的儒家学派。儒家学说从其形成之时起就以保存继承上古三代文化为己任，旨在通过对“五经”、“六艺”的传习和反省，从中总结出上古三代文明的王道理想；在此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仁”的范畴作为人们社会与道德实践的最高标准，以体现王道的本质要求。必须指出，春秋时人们普遍视之为洪水猛兽的所谓“礼崩乐坏”，其实只是对西周传统礼乐政治以及宗法贵族垄断文化权力的破坏，孔子和早期儒者是在完全接受传统王道的价值理想和人生信仰的基础上来反思传统文化的，因而并未导致对礼乐文化的彻底否定。由于儒家创始人及其后学的身体力行和口传身教，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全社会理性人文精神的高扬，使以礼乐文化和“五经”为标志的学术传统流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阶层。
儒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春秋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以学派形式来表现思想活动的第一次，作为从宗法制社会向郡县制社会转变起点上留下的一个思想标记，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面对天下无道、世风日下的社会动乱局面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的严峻形势，孔子及其弟子们以上古三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将全部关注的焦点都对准了现实社会的“救世”、“补弊”问题，把自己的学说定位在“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关于“人道”的框架内，而无暇顾及从更深层次上探讨有关天和天道等问题，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周礼本身已经是最完美的，因此根本无须另外提出关于天道、宇宙的思想。于是人们看到了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孔子开创的原始儒学那里很难找到涉及宇宙、天道的论述，而当时无论是与儒家差不多先后出现的道家思想，还是战国中与儒学同为“显学”的墨家思想，甚或百家争鸣中的法家、阴阳家等，都在各自学说中提出过这方面的明确主张。造成这一特殊现象的背景在于孔子本人在经历社会转型时对包括天命信仰在内的传统价值、王道理想的认同和执着，由于他的出身和所处社会地位，使其对周礼负有深深的使命感，这反过来又成为压在孔子肩上的沉重历史包袱。从这意义上讲，早期的儒家学说不但缺乏思想创新，即便在理论体系上也是不够完整的。进入战国时代后，转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随着群雄割据争霸的加剧而演化为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周王朝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周代的天命信仰被无情地抛弃了，而作为“世之显学”的儒学则不得不从理论上为王道理想的绝对性作出新的论证，这成为摆在孟子及其学派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时期，尽管孟子提出的关于民贵君轻、反对暴政的种种主张从长远上看带有一定的人民性，符合时代进步潮流，但从其学说的主要倾向看，仍然延续和发展着孔子的仁学思想。他提出“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的口号，极力宣扬性善论，将王道的实现寄托在统治者发扬“不忍人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上，明确反对兼并战争。凡此种种，清楚地表明了孟子及其学派坚持其前辈创始人的学术传统，高举“王道”理想大旗的基本立场，这无论如何只能被视为逆历史而动，对于正致力于以变法图强为后盾进行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各国列强来说尤显不合时宜，儒家学说在这种情况下遭遇冷落是理所当然的。
总起来说，在自春秋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巨大变动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虽然也在不断突破传统的天命观念，但就儒学而言，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宇宙观（天道观），缺少对于天人关系的系统的理性思考。因此，能否根据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以积极的态度反省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并从根本上改变抱残守缺的立场，合理吸收其它诸子的思想成果，进行儒学的思想创新和理论转换，这将决定儒家在今后时期的历史命运。战国后期的荀子和以《易传》作者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这一承前启后的重任。
公元前三世纪，当历经三百多年漫长的社会转型进入完成全国统一的新阶段时，思想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已接近尾声，伴随着与旧传统势不两立的法家学说走向全面胜利，儒学也从周礼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束缚下摆脱出来，出现重大转折。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子本人曾在当时的学术重镇齐国长期游学，主持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因而具有很高的批判综合百家之学的眼光和能力。为适应即将出现的天下统一形势，荀子在严厉批评儒家思孟学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荀子·非十二子》）、“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的同时，明确提出“法后王，一制度”（《荀子·儒效》）的政治主张；通过对儒家基本学术传统的批判继承，他还总结出一套包括“王霸说”、“礼法说”、“礼乐说”、“性恶说”、“群分说”、“圣智说”、“天人说”等在内的治国理论，为法家、道家思想与儒学的互相融合提供了对话的平台。特别有意义的是，荀子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天人关系，他关于“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理性思考，体现了他将王道与儒家传统的天命相分离，进而寻求一种全新天道（命）观的努力，为人们重新解释天道变化和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另一变化，就是与阴阳家思想的结合。在儒家学术传统中，原本就包含了以“阴”、“阳”卦变来预测吉凶和天命的“易”的思想（易经），在新的形势下，历来不重视建立本学派独立宇宙观（天道观）的儒家，现在却要借助齐学中有关阴阳五行的学说作为天道理论的基础，对易经思想进行全面诠释。他们利用阴阳五行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影响，通过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理论对天命转移的原因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契机，将流行的阴阳观念与儒家的道德观加以融会贯通，进而论证了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来源和根据。从秦统一前夕吕不韦及其门客编定的《吕氏春秋》一书内容看，儒家与阴阳五行的结合趋势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表现出将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强烈倾向，这充分显示了儒家学派在新时代来临之时日趋开放的学术心态和重建儒学文明的勇气。
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以及随后的二世而亡是中国跨入中古时代大门前夕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新旧时代转换的标志。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秦王朝的统一为此前春秋战国的各项社会变革作了总结，宣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在全国范围的建立，然而新制度的巩固需要从思想上得到保证，这一过程却显得并不顺利。奠定秦王朝胜利基础的法家学说没能帮助秦始皇将统治宝座传之子孙万代，单一法治主义路线和严刑峻法却把一个建立仅十二年的新型帝国在瞬间推向崩溃。楚汉战争后的西汉王朝承袭秦初社会转型的大势，从破败萧条中求发展，在重重压力下求新生，经历了调整前进航标的缓慢历程。虽然依旧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但其阶级基础毕竟不同于嬴政所代表的宗室贵族，由平民出身的皇帝所领导的汉初统治集团在确定治国方略时，比秦始皇当初面临着更多、更困难的选择，由此出现不同统治思想的碰撞，这种反复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思想演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首先，秦王朝的一朝覆亡给秦汉之际的思想界留下深刻印象，也迫使汉初统治者进行认真反思，其结果是汉初六、七十年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原本黄老之学在战国时代形成之初与法家思想有着难以分割的渊源，汉初的黄老思想实际上也就是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混合的产物，它要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中的法治精神并无改变。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孔孟的儒家思想并不适合战乱之后统治者重建社会秩序，应对各种尖锐复杂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汉初至文、景朝的统治者们无一例外地采用外具宽舒清静而内行严厉法治的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是很自然的。所谓的“汉承秦制”应该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全面承载，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习俗，甚至也包括秦代奉行的法家指导思想，后来汉宣帝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此言对汉初黄老之学的实质是极好的说明。
其次，由于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给学术发展造成的恶果，加之汉初这一批起自底层、出身布衣的王朝新贵，从根本上对礼治和政权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与儒家少有共通之处，因此儒学对于新兴王朝的统治者来说需要有一个从熟悉到逐步实行的过程；而秦汉之际的儒者也亟需结合汉初思想政治斗争的实践，继续发扬光大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创造性成果，以推动儒学的复兴。在陆贾、贾谊、韩婴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儒者中占据主导地位是荀子思想，其特征为儒法融合，在儒家思想中渗透进法家的观点，或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贾谊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把秦的速亡归结为“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集·过秦上》），他站在儒家立场上批评秦统治者违背治理国家的一般规律，以攻天下取天下之术，为守天下治天下之具，结果导致海内离心，众叛亲离。对于汉初社会的现状，他也看到了许多隐伏的危机并为之“长叹息”，表现出对无为政治的批判。贾谊还对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承认其在华夏政权递嬗中的正统合法性，出于儒家的有为思想，他甚至设想如果嬴政之后能有适当的治国人才协助处理秦国的内政外交，“轻赋少事，约法省刑”（《贾谊集·过秦中》），那么继任皇帝即便是个庸主也不至于招致如此恶果。很明显，这些认识背后所隐含的就不仅仅是单一的儒家思想了。
其三，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学说对汉帝国统治思想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嬴政加冕亲政之前夜，全书凡“八览、六论、十二纪，以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而以《十二纪》作为综贯天地人以建立政治的最高原则，是吕不韦为正在加紧完成统一事业的秦王朝提供的未来帝国的治国蓝图。书中折中调和儒道法墨阴阳名辨各家思想，以“王治”的要求加以贯通，然后在阴阳五行说的外衣下进行精心编排，可以说，凡被认为对建设未来统一帝国有所帮助的思想观点均已纳入其中。按照吕不韦的愿望，秦国本应在完成统一之后实现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求得社会在各个方面的稳步发展；虽然他的这套方案后来为秦王朝统治者所抛弃，但对秦汉之际的思想家学术却产生了实际影响，并一直延续到汉代。《淮南子》也是一部兼收并蓄、集古代思想大成的集体著作，作者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此书受《吕氏春秋》的影响明显（许多内容即取材于后者，其中《时则训》一篇全取自《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在阴阳五行基础上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对道家“无为”思想进行了改造。
由此可见汉初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学说已不再是那样地纯正了。先秦诸子的兴起，原是对各自所关心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以供人君参考，而并不重视创立理论。经过战国争鸣，学术融合已成为所有学派的共同发展趋势，所不同的只是各家在融合中所体现的特色，以及由此而建构的理论对于其他学派的包容程度，于是人们关心的焦点随之落到了学派理论的本身。同样的道理，从汉初儒者的身上可以看到，战国后期开始的儒家思想与法家、道家、阴阳家的合流已经在如何确立汉帝国统治思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得到了反映。接下来需要的就是等待一个合适时机，找到一个最善于综合的学者，尤其是必须有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一旦具备这三个条件，一种最能适应汉帝国统治需要的思想学说也将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一方面统治者的无为而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部分的休养生息，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到后期还出现了为史家所交口称誉的“文景之治”；另一方面，就在表面繁荣的后面，已经积聚起许多新的矛盾和隐患，尤其令统治者担心的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的急剧扩张，日益威胁着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从文帝时起，朝廷与王国的对抗已开始公开化，至景帝时甚至发展为大规模的吴楚七国之乱。其他如匈奴对帝国年复一年的掠夺和骚扰，贵族豪强对土地的肆意兼并和侵夺，也都在文景时期发展为尖锐的社会危机，严重影响着帝国的安全和稳定。西汉王朝固然避免了“速亡”的危险，但能否经受住这些危机的考验？这将决定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在西汉能不能坚持下去，并得到最后确立。在这样的形势下，无为政治向有为政治的转变已成必然之势，而获得这一宝贵历史机遇的统治者正是汉武帝刘彻。
有为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当初孔子和孟子曾在各国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竭力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均未能见用，然而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董仲舒的学说和汉武帝的治国之道却找到了了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维护皇权——大一统。刘彻登基后的第十个年头（公元前130年，武帝元光五年），以治《公羊春秋》成名的董仲舒向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其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受到武帝重视，朝廷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专用儒经，汉代儒学由此得到尊崇。刘彻在位五十余年间，随着有为政治的不断推进，汉代社会在经济、文化、对外扩张和交往等各项事业中取得空前成就和进步，奠定了统一帝国发展的深厚基础，他的名字亦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标志。与此相应的是，董仲舒倡导的公羊春秋学有意识地把《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渗透到包括学术、政治、人生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藉以论证儒家的社会政治主张和道德理想，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宏大的经学哲学体系。
从先秦儒学到汉代儒学，其间经历了由子学向经学的演变，这一过程始自荀子，后由于秦汉之际的战乱和汉初的无为统治而陷于停滞，直到董仲舒提出系统的天人合一学说，“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最终促成了儒学向完备的理论形态即儒家天道观转化。儒学的经学化意味着西汉国家运用皇权的力量把儒学推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而作为经学的儒学则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提供哲学和历史观方面的依据，从而宣告汉帝国思想大一统的完成，由秦始皇开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至此得以全面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