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思想史》一书的作者、中心教学科研人员申屠炉明博士的《常州学派研究》一书，作为茅家琦教授主编的《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于近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代中叶以后兴起的常州学派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学术派别。该学派从乾隆时代的庄存与开始，至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为止，形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学术、思想、政治三位一体的潮流，不仅对清代中晚期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更推动了晚清维新改良运动的发展。本书从学术史与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对其发生创始、扩展和骤成显学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出期以“转移社会”的学说，归根到底是被急待变革的社会“所转移”，这对于我们认识学术思想史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意义。
申屠炉明博士认为，作为经学派的常州学派，其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创始期。由庄存与开创，至刘逢禄、宋翔凤奠定。从提倡“微言大义”到独尊《公羊》学说，又创以《论语》微言通于《春秋》，“常州家法”于是创立。但庄存与研究《春秋》，虽然主《公羊》董子，但也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还未到纯粹的地步。到了刘逢禄时，严守今文家法，“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宋翔凤则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沟通了《春秋》与《论语》，扩大了《公羊》学研究范围，为常州学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于其它古文经典，他们重视的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如庄氏认为伪古文《尚书》不可废，正是考虑到它的思想性。刘氏独尊《公羊》何氏《解诂》，而不废《毛诗》、《书序》、《周官》。作者认为，庄刘时代，他们继承的是汉代今文学家重“微言大义”的精神。于文本方面，还在其次。因为《公羊》为汉代今文经学之大宗，《周礼》为古文经学大宗，欲通经致用，舍此莫为。
第二个时期为扩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两人皆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是常州学术的传承者。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帝国内忧外患，各种矛盾十分激烈的时代。清政府昏庸腐朽，造成政治上的极端腐败。思想领域的长期钳制，形成了“千马齐喑”般的沉寂。这迫使一些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向历史寻求解救方案，也急于向西方寻求真理。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就是既未陷进空谈性命的理学的泥坑，也未投入乾嘉以来学界主流的考据学藩篱，而是倡导“经世致用”，从事有用之学。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他们尊《公羊》，重微言大义，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故重在论政。龚自珍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魏源作《书古微》十二卷、《诗古微》二十卷等，把一切经学都由东汉上推到西汉，以西汉今文学来压倒东汉古文学，而且极端排斥古文学说，于是经今古文学之壁垒确立。
第三个时期为显学期。《春秋公羊》学在晚清骤为显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龚、魏的倡导。嘉道以后，今文学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时代的原因，一方面是乾嘉考据学本身问题多，至其末流，饾饤烦琐，人所厌观。今文经学的新经义，令人耳目一新，为学人所乐意接受，在晚清形成一股很大的思潮。这一时期朝野上下以竞谈《公羊》为时尚。最著名的是康有为效法董仲舒欲为帝师，借经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从政治上说，《公羊》学重微言大义，借以论政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公羊》学说在沉寂了一千七百多年之后又极度辉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从学术上说，也由于过于重视微言大义，刻意求深，以至于有郢书燕说之弊。这在早期庄、刘著作中虽见端倪，但到后来，康有为却变本加厉，立说更为精悍，有推倒一世之概，然武断曲说之处也不在少数。《公羊》学从极盛到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本书叙述了常州学派从早期的地域性学术流派最终演变成具有影响的全国性学派的过程，揭示了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分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在西汉武帝之时，经过了黄老之学消除了秦始皇推行的法家的帝王独专之学的影响之后，由董仲舒借助“春秋公羊学”，以“微言大义”的治学传统，建立了以天之仁以正人君之心，以人君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王道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从而为两千年郡县君主专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谁能想到：春秋公羊学到了晚清，经庄刘、龚魏、康梁之手下，逐步演变成瓦解这一制度的思想利器。
看来，一种学说的命运固然与本身的学旨及其治学传统有关，但最终说来，还是由它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申屠炉明博士的《常州学派研究》一书，有很高的历史鉴识。他指出了期以“转移社会”的学说，归根到底是被急待变革的社会“所转移”。这对于我们认识学术思想史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