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部分人员接待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
交流组撰大型丛书《中国历史文化人物传》的经验
编者说明：本通讯是“中心”名誉主任王霞林教授等四人与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讨论如何组撰“中国历史文化人物传”时发言内容的整理稿。内容虽然是对组撰文学体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的看法，但对于如何做好《中国学术思想史》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先生，为组撰大型丛书《中国历史文化人物传》，专程来宁做调查研究工作。何先生是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他所创作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共和国告急》、《部长与国家》、《我的天堂》、《永远的红树林》等作品，融现实性、思想性、纪实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得到很大的社会影响，分别荣获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读物奖和五届报告文学奖等。而文学形式写历史人物传，虽有二月流先生古代帝王系列的作品开其风气，但怎样更好地贯彻“实录”史学的精神，写出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对整个文学界和学术界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且通过写作实践来逐步解决的难题。2月16日上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原江苏省《中国思想家丛书》领导小组组长王霞林教授和“中心”常务副主任夏维中教授，以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终审组组长茅家琦教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接待了何建明先生，就如何组撰“中国历史文化人物传”的问题，与何先生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大任务，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出版社积极响应，立即组织力量，通过几个月的认真调研，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遴选出百余名杰出人物立为传主，计划组撰大型丛书《中国历史文化人物传》（暂定名）。何先生本人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对如何以思想家的情怀、历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文学家的写作手法从事本套丛书的创作活动，提出了一些观点，并在座谈会上对这套丛书的设想作了通报，希望得到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专家批评和帮助。
王霞林教授全面介绍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1卷）组撰工作的情况。他说：已故著名教育家匡亚明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根据毛主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的指示精神，在听取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各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数次筛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学科领域，遴选出270余位杰出人物，以200卷人物评传的形式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总结。本套书经过200余位作者、近百名审稿人和数十位编辑出版人员20年的协同努力，以6000万言宏大规模，完成了“原创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不仅得到了学术界和思想史的充分肯定，同时中央领导人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我受江苏省委的委托，继孙家正同志之后，长期担任丛书领导小组组长，在此过程中，深受匡老“不知老之将至”工作热情的感染，同时全体作者、审稿者、编辑出版者认真治学、精益求精的精神也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激励。在前后二十年的工作中，我体会到：高度的使命感和强有力组织工作的结合是大型丛书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
一、首先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就是要深切的认识到：如果不能把数千年来往圣前贤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经过我们这代人的手融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洪流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来，不仅社会主义的事业无法实现，甚至可能像“文革”那段时期一样，陷入野蛮无序的深渊。我们正是怀有这种意识，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件应该做的事，另一方面通过抓这项工作向作者和先贤们学习，从而也提高了自身的价值。我自从接受任务后，始终把《丛书》编撰出版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尽心尽职，毫不懈怠。
二、精心做好编撰出版《丛书》组织工作。根据匡老的思想，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建立协调、办事、又有权威的《丛书》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南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协调各方关系，及时解决《丛书》运作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办公经费、出版经费和重大学术会议、新闻发布会所遇到的问题。二是充分发挥《丛书》办事机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中枢”作用，由中心的科研人员与各地作者建立直接的、经常性的联系，不仅时时“催稿”，同时还相互讨论撰写稿件时的学术问题，力争把问题在写作过程中解决。中心办公室编发《动态信息》，既交流工作进度，同时主编、副主编、作者、读者在工作进展中有什么意见、问题通过《动态信息》及时交流，20年间，“中心”共编发139期。三是把好《丛书》质量关。主编（匡老）、副主编的组成，这是把好质量关的根本前提。匡老在一开始，就邀请了多位文史哲及自然科学史的专家任副主编，希望他们与他一起，在找好作者、找好审稿人的同时，并承担“复审”的任务。由于终审工作由匡老本人来承担，任务很重，我建议他增设了常务副主编一职，请蒋广学教授担任，帮他做好终审前的准备工作。匡老去世后，确定由茅家琦、周勋初、林德宏三位著名教授组成终审小组，统一把关定稿。领导小组还提出编撰《丛书》的三条质量标准，提出“本本是精品”的精品工程，强调科学地评价传主的思想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所作的贡献，突出历史人物的思想内涵，力求从思想深入洞察其底蕴。强调学术上有独到研究和见解。“中心”根据写作情况，曾多次调整、更换作者。这对保证《丛书》如期整体出版起了重要作用。
三、《丛书》出版同系统地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紧密结合。匡老亲自创办南大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明确研究方向：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开展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在《丛书》取得阶段性成果――如50部、100部、150部、200部成果时，一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告知我们的成果，与此同时，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参加，共同研讨传统思想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其他学术问题。我们的口号是既出精品著作，又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由于我们贯彻“评传”出版的组织工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所以，在2006年201卷的丛书整体出版后，中心的学科建设也发展起来了，建立了中国思想史的硕士点、博士点，并与全国搞思想史研究的单位及学者本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王霞林还说：《中国思想家丛书》属于学术性的专业著作。尽管是“原创”，有很多学术发明，但读者面毕竟比较有限。一种文化成果只有普及才能深入人心。所以，“中心”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和普及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两项任务。研究古代文献的学术成果“不仅是书架上的陈列品，而且要成为活生生的精神财富，使它在多条战线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鉴于此，我们在大部头《评传丛书》完成一大半的时候，就启动研究出版普及本，我们请卞孝萱先生和周群教授主编了普及本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丛书》、《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等，南大出版社另出版了一套《评传》简明读本。现在，由中国作家出版社来组撰一套文学体的大型《中国历史人物传》丛书，我们表示大力支持，祝愿你们获得成功。
茅家琦教授不仅是分管历史学领域评传撰著工作的《丛书》副主编，而且在匡老逝世后担任了《丛书》终审小组的负责人。他深有体会的地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强调思想性。我研究匡老的许多谈话、文章，他从来不单独提文化二字，而是将“思想文化”并为一个词来提。这个概念不仅与“物质文化”相对称，最为重要的，是强调蕴涵在各种文化形态中的思想意义。而研究历史人物而言，匡老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总序中，有一段明确的说法，他说：“《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匡老的话当然是针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言的，但我想对于其他形式的人物传，也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上边这段话，主要强调历史上有贡献的人在与困难作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的思想意义。有些作品，精心虚构和过分渲染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心毒手辣、翻云覆雨、无所不能，这种偏向，似乎是可以讨论的。杰出人物是与各种困难（包括恶势力）作斗争锤炼出来的，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在成功的作品中，困难（包括恶势力）只能作为一种陪衬，在实际的场景中，要重点表现传主“施展才华”时所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和不朽的灵魂，这样才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
夏维中教授着重对传主的遴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历史是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一起创造的，而每一个时代都造就出那一时代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所以，将《中国历史人物传》的传主一个个排出来，一方面能够显示出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同时也能看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基于此，夏维中教授认为：其一，由中国作家协会组撰的《中国历史人物传》，多放一些文学家是很自然的，但总体上要保持各个历史阶段、各个领域杰出人物的相对均衡。有些人物，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却无确定的生平事迹可写，如老子，这种情况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庄子传，或正始时期的王弼传追其思想源头时来解决。我的基本思想是：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人大体上都包括进来。其二，有注意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过去，一讲到戊戌变法就首提康梁。其实，就百日维新而言，真正的主政者和发动者是光绪皇帝。而常熟翁同龢对于推动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况且，他有大量的日记、诗文，足以让当代作家走进历史的场景和传主的心灵。像这类情况还不少。在你们暂拟的目录中，有曹植没有曹操，不说政治上，仅就建安文学而言，曹操才是灵魂人物；有于谦没有戚继光，他们两人对历史的贡献哪个大一些，生活场面宽广一些，研究资料多一些，可以研究。其三，既然是中国历史人物传，除汉族人物外，对少数民族的人物应该十分重视。如北魏的拓跋宏，辽金的元好问，元代的忽必烈、耶律楚材、郭守敬，回族思想家王岱舆、藏族的宗喀巴，等，希望请民族所的专家提出意见，丰富这套丛书的内容。
蒋广学教授重点谈了以纪实文学的“体裁”撰写历史人物传的“新文体”的理解。被称为“实录”史学的《史记》有12世家、70列传，既是史学著作，同时也有司马迁个人的情感贯注，读起来有声有色，所以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而也可称为文学著作，有不少人物传“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对于一个人物，抓住特殊的场景进行渲染，写出数千字的文字，相对好做一些。但跟随一个历史人物漫长的成长过程，将实际发生过的故事编织起来，并且设计特定的历史场面让他充分展开特殊的个性和聪明才智，以几十万字的篇幅写出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难度就相当的大了。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曾经写过《管子》、《王安石》、《李鸿章》等评传体的著作，作为思想教育的作品是可以的，要说它们是纪实体裁的文学作品则不是。但后来梁实秋、林语堂分别写出自己的《苏东坡传》，可读性、欣赏性很强。这可以算是文学体裁的历史人物传了。但是否“真实”，就可各说各话了，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百花齐放的问题。我想，作品中的真实性都是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统一。绝对标准就是贴近客观存在的真实人；相对标准是创作者以丰实的历史知识、广阔的思想情怀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尽可能刻画真实存在的那个人。关键是创作者个人条件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互照应：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当时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是作者进入传主所处历史时代的前提；通过熟读传主以及相关人物迹的作品，了解其生平事迹，使作者自己进入传主实际生活的环境之中；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设身处地地来体会传主思想进展和情感流动的真实含义，达到自身与传主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复合”；高超的表现艺术，就是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传主栩栩如生地走到读者的面前。这样的作品，不仅能让读者受到思想教育，也能得到情感的陶冶。惟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或文学体裁的历史著作。梁启超的学生张荫麟曾经提出过“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主张。但真正做起来十分困难。我很欣赏何先生在一篇博客文章中一个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靠作家自己的辛勤劳动，不然，我们就会把文学的虚构变成随心所欲的造作，而改变历史作品的性质。
何建明先生和王霞林教授表示，今天的讨论仅仅是合作的开始，希望今后多加强联系。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