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之尺度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祖父因为微山湖边的几亩荒田与邻家发生争执。在找中人评理的时候，大家并没有用丈量工具，而是用两条腿，东西南北地步量两遍便下了定论：邻家侵占了我家半步宽的地，结果邻家二话没说就退了过来。我为此事很纳闷：两条腿怎么可以作为大家公认的丈量工具呢?爷爷的回答很明确：从古到今，二百四十步见方为一亩。左右两跨为一步， 这样慢慢地算就算出来了。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件可以作为量度其他事物的标准。比如两棵大树哪一棵更粗些，伸开两臂抱一抱就知道了；两段路哪一段更长些，数数走过去的脚步数就明白了。而当我读到《说文》后，我惊喜地发现，爷爷教给我的以自身作为量比工具的学问在《说文》中全有，而且说得更全面、更清楚。
《说文》尺
部下云：“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体为法。”按照周代的制度，寸、尺、丈、寻、仞都是根据人体的一部分定下来的。《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又一。”段注：“度别于分，忖于寸。”“尺，十寸也。人手卻一寸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尺，所以指尺规矩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识也。”“咫，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丈，十尺也，从又持十。”段注：“伸臂为一寻，周之为丈。故从又持十。” 等等，人体的重要部件成了丈量尺度的标准。连人的目视之力，也被定为法度的依据，所谓“规，规矩，有法度也。从夫见。”,一个大丈夫站在原地转一圈目之所到构成一个大圆即其义也。《说文》段注以“女智莫如妇，男智莫如夫”,解释“丈夫识用必合规矩”,只是此意义的引申而已。
那么,人何以能够以自身来丈量万物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自然力的长期进化，人体的各部件有合乎“天数”(十指为天数)的比例关系，这大概是我们祖先有关数字的神秘主义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对此，《说文》有较为明确的揭示：《说文》禾部曰：“十发为一程，十程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人体最为细微的部件是毛髪（发），百发的直径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注：周制八寸为一尺),八尺为一丈。 一个男士，长到二十岁该洗弱冠礼的时候，就成为一位大丈夫了。《说文》曰：“夫，丈夫也。从大一。一以象簪也。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 故曰丈夫。凡夫之属皆从夫。”这就是说， 一个标准的中国（今注：当作中原地区理解）男士，其身高当为八十寸，合八万毛发直径之长度。这同“坐地日行八万里”即地球直径八万里在数值上大体相同。
以人体为法度丈量万物的绝妙处远不止于宏观领域，它还 在于我们的祖先将人与天合为一体，或以“日”为法度，建立四 时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的纪时方法；或以岁 星运行一周天为尺度，建立起岁星纪年法。段玉裁在注“夫”字时说：“从一大则为天，从大一则为夫。于此见人与天同也。”段的解释被后来发现的甲骨文的“天”字所证明：甲骨文的“天”,
即为五体分明的人形。以人身为法，可做许多引申，以人身为法可引申为以“天”为法。（今注：原文漏掉此句，使以下段落难以理解，故今加）。
先说以“日”为法度。俗称“一天”为“一日”。以一日为法度，首先产生了“时”的概念。“時，四時也，从日寺声。旹，古文時从之、日。”如果我们撇开时之古体不谈，仅以“从日、寺声” 而论，“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释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寺可以解释为依其“主子”的法度办事的侍从；而时即为“日影”。有日就有时，有时就有年。而一年中，月朔或月望计十二次，因而就形成了积日为月、积月为时，积时为年的纪年方法。这种纪年法是以人体为法度的引申。
另一种纪年法是岁星纪年法。即以“岁星”运行“一周天” 为法度，建立起来的纪年方式。《说文》:“岁，
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律历书名五星为五步。”段注：“五星：水为辰星，金为太白，火为荧惑，木为岁星， 土为真星。”又说：“岁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这是说岁星在农历一年十二月间，“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 一次，这一次只是岁星行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合30 度),所以岁星行一周天，大体上就是农历十二年。这种纪年方 式，同样是以人体为法度的引申。
以人身为法度还有一种引申方式，那就是用人生产出来的“粟”作为衡量物体重量的标准。《说文》:“稱(称),铨也。从禾再声。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数十二，十二秒而当一分，十分而寸。其以为重，十二粟为一分，十二分为一铢，故诸程品皆从禾。”这段话存在一个长度与重量换算的问题。秒，禾芒，每一秒内含一颗粟粒，这样，秒之直径与 粒之重量在谷物成熟时就有了一—对应的关系。秒之直径用分 表示：“十二秒而当一分”,粒之重量也用分来表示：“十二粟为 一分”。不过，表示秒之直径的分从寸，即“十分而寸”;而在寸 之上建立起尺、丈、匹诸长度单位。表示粟之重量的分从铢，“十二分为一铢”;而在铢之上，建立起两、斤、钧、石的五权制。因而，在“分”之处，长度和重量单位就对应起来。所以，衡之五权单位也可视为以人体为法度之引申。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代，度量衡的量度单位之建立，均与“以人体为法”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之所以“以人为法”,乃因“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注：“《礼运》曰：人者， 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而既然成为了 “天地之心”,那就不仅限于“人之体”,而且，“人之性”更应成为判别天地间万物之等级的法度了。所谓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仁，只有人才生、知、仁全俱。我们的祖先经常问自己：“人 之所以为人者，何?”就是要提高自身做人的“自觉”。君子与小人 之分，就是这种“自觉”的体现。宋儒提出“人极”的思想，目的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生、智、仁全面发展的大丈夫。所以，许多人称儒学为人学。
啊，在没有学习《说文》之前，我怎样也没有想到祖父以步量田之方，居然能引出如此之多的学问来。这学问，要比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之尺度”的思想意义更明确。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曾评价过他的观点，说：“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学说，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学说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一学说本质上是怀疑 主义的，并且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见该书汉译本1963年9月第1版，2015年6月重印，第107页。此注借豆包之功今加）普氏是位哲学家，他的学说“以我为中心”,引导人们去怀疑一切；我们祖先的以人体为法度的思想，乃是一种实用观念：以大家公认的标准的成年男子身体构件作尺度，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制定出度量衡器的相关单位来。这是粗俗的，不是精密的。然而，它确奠定了中国度量衡器法度的基础，使人须臾不能离。因而，我希望，在人们不断念诵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时，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宗也有类似的思想，如果没有以人体为法度的种种发明，我们现在可能仍然在混沌的野蛮世界中生活。
当然，以人体为法的世界，还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2000年10月
秦、禾与《说文》天干十字解
我为《说文》干支22字的解释征求古文字学家洪家义教授的意见时，对许慎之解他予以断然的否定，其态度与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的《甲骨金文字典》完全一致。洪先生说：“说许慎的解释反映了一种文化观念，可；说他对这22个字的字形、字义的解释正确，则不可。”然而，当我询问古天文学家卢央教授的意见时，他却持有另外一种意见：“许慎解释的主要是小篆汉字而不是甲骨文，殷代人使用的甲骨文始于何时、以及使用了多长时间，难说清楚，不一定会比从汉至今的两千年要短。这其间，字形在变，字义也在变。小篆不能完全代表甲骨文，甲骨文也不能完全代表小篆。”洪先生要求我严谨治学，卢先生希望我思想解放。由于有两位先生的教导在先，所以，在给中文系硕士生讲《说文》时，我采用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解释了干支22字的意义。 一位叫窦俊的同学在我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又查阅了相关资料，撰写了《汉代天人合一观念与〈说文〉干支22字解》,被收入巩本栋教授主编的《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我的思想，总算是有了知音。（注：下表为新制，二排为甲骨文天干十字，三排为小篆天干十字，在文中以标号代其字）
正像古天文学家和古文字学已经指出的，中国早在殷代就实行了干支纪日法；同时，至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用于纪年。然而，从甲骨文的干支22字看，这些字，并未形成一个生命循环的系统。如天干的10字，据20世纪古文字专家多年之研究，能够得出的结论是：
2-1(甲):铠也，象戴甲于首之形，或象鱼鳞；
2-2(乙),甲骨文象形不明，或象鱼肠；
2-3(丙),甲骨文象形不明，或象鱼尾；
2-4(丁),象铁弋形，或象鱼枕；-5(戊),象斧钺之形；
2-6(己),甲骨文象形不明；
2-7(庚),象有耳可摇之乐器；
2-8(辛),古之剞鉤(施刑之刑具);
2-9(壬),甲骨文象形不明 ；
2-10(癸),甲骨文象形不明。总之，它们不是至今人们还仍然搞不清楚所象者何物，就是象鱼的某一部位，或象某种兵章。
器、乐器、刑具，这里，嗅不出一丝一毫的生命气息。然而，当这些 字被借用来作为纪“时”(含年、月、日、时)之符号时，慢慢地就取得了生命：10个字以序排成了一个生命系统，而每一个字，代表着生命过程的一个环节；《说文》只是把它整理得更加严密而已。请看：
3-1(甲)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头宐(今注：原文错‘空’，实是‘宜’之别体）为甲，甲象人头。
3-2(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与I同意。乙承甲，象人颈。
3-3(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入冂 （今注：原错为门）。一者，阳也。丙承乙，象人肩。
3-4(丁),夏时万物皆丁实。象形。丁承丙，象人心。
3-5(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绞也。戊承丁，象人肋。
3-6(己),中宫也，象万物辟藏离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3-7(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庚承己，象人脐。
3-8(辛),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辜也。辛承庚，象人股。
3-9(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叙也。与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胫。胫,任体也。凡壬之属皆从壬。
3-10(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
许慎的上述解释，大体上以被20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今注：那时，因孤陋寡闻，我并不知陆宗达和王宁等先生，更未读过他们关于《说文解字》方面的著作，所以就把洪家义老师的意见作为文字学家的代表性观点）所推翻。然而，被文字学专家所推翻的解释却仍然得到了20世纪古天文学家的肯定。最为有趣的是：陈遵妫撰著的《中国天文学史》一书，竟把某些人刻意书写的篆体甲字象人头、乙字象人颈、丙字象人肩，直到癸字象人足一一对应的字形，附在书中，给人的印象是：许慎的说法确有文字学的客观根据。(见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2页注3)至于许慎将这十字与四时的物候特征相联系的观念，该书明确地给予了肯定。
我这位从农村长大的人，虽然在理性上再三告诫自己应该听从文字学家的话，但从情感上来说，许慎的解释却对我有极大的诱惑。每读到这10个字，我都仿佛看到禾木春生夏华秋实冬藏的生命循环。那真是：“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繁祁祁”之春光，生也辛辛，愈辛愈强；“夏日炎炎，江湖洋洋，麦浪滚滚，禾苗壮壮”之夏景，华也煌煌，愈煌愈昌；“秋日朗朗，大地莽莽，果实累累，颗粒黄黄”之秋色，实也欣欣，愈欣愈忙；“冬日青青，烈风嚷嚷，枯枝条条，胚芽藏藏”之冬彩，藏也殷殷，愈殷愈张。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生命之图啊。我的童年世界虽不像这样美妙，那里还到处弥漫着贫穷、疾病、死亡和世间的种种不平， 但这图景一直是我的精神故乡。而那“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階嘴，采蔡祁祁”大概就是我个人生命的第一节吧，“生也艰艰，愈艰愈强”。所以，我无法从感情上否定许慎这位伟大的文字哲人。
其实，我也明白：许慎的解释确实存在着重大的谬误，且不 说篆体甲象人头、乙象人颈、丙象人肩、丁象人心、戊象人肋、己象人腹、庚象人脐、辛象人股、壬象人胫、癸象人足是多么牵强附会，就是真的“象”了，四时之序的生命过程，怎好与人体十块相提并论呢?显然，这是受到董仲舒“天人相副”观念的消极影响。 不过，许慎毕竟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其观念不可能不长着长长的猴子的尾巴。
如果我们撇开那些牵强附会的东西来讨论许慎解的文化基础，我们倒可看出许慎的观念与农业文明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应该感谢我童年所生活的农耕世界。古徐州沛县多大泽，如有陇上雪龙访东海，必在此小酣。可以想象：当年刘媪于大泽之埂与这位远方来客交而生出的刘邦(注：《史记·高祖本纪》云：“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于神交。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经过南征北战，最后还是回到秦地建立了大汉帝国。中国之农，固然肇始于“神农氏”。但真正发达起来，却要归功于秦。秦
，禾之故乡也。《说文》:“秦，伯益之后所封国也。地宜禾，从禾舂省。”伯益者，相传皋陶之子也， 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命为虞官，赐予嬴姓。周孝王时，封其后非子为附庸，予以秦邑。秦襄公因护周平王东迁有功而立国，至孝公任用商鞅，以耕、战而使国强盛。耕者，天生、地养、人成也。而秦国之土，位于黄河中游， 一年四季分明，所以作为主要农作物的“禾”,其生命过程阶段性非常明显。《说文》在解释禾字时 说：“禾
，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 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天干10字大体上记录了禾的生命过程。禾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稷，北方称之为高粱，通称为蜀秫，为五谷之长。之所以名“稷”,一是因为它相传由土地神 —— “稷”(又为原隰之神)所“产”;同时也因为要用它来斋祭社稷神(土地神)。很显然，禾谷的生产，不仅充分地体现了“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自然过程，同时也包含着人类敬天、感天、遵从天意的观念的再生产过程。“禾”,乃天人中和之产也。 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虽产生于上古（注：今加），并不显于春秋时代鲁国之孔子（今注：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是盛于灭秦之大汉，其道理就在于此。汉刘邦灭了暴秦，但并没有灭掉它的耕战基础，相反，其农业比秦代更为发达。《说文》 以“天人合一”的观念来解释天干10字，其根源可能就在这儿。
不知有多少代的中国农民，其双手被紧紧地拴在土地之上。因而，他们不可能生出别的观念，而只能产出“天人合一” 听天命而尽人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生活节奏若日之一呼一息，一边生产出无数的田原（今注：当“园”）诗， 一边产生出无尽的迷信、穷困和落后。那诗歌是美妙的，但也是哀伤的；其节奏是从容的，但也像老牛拖车，慢得让人不知明日何时能至!而身为农民的后代，我对此常常存在着极为矛盾的心理：把田园诗还给我，但千万不要让我再回到贫穷以及绝对服从苍天权威的状态中去。不知我的心愿能否变为现实？
2000年10月
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说起
小时候，虽然家境十分贫寒，但其语言环境却是相当富庶的。周围的人说起话来，个个都是妙语连珠，落地生花，妙得让我那幼稚的心灵无法容纳。比如，母亲早逝，但活着的人总不断地念叨着她：“四辈(我的乳名，因我出生时，我的曾祖父尚在，故称四辈)的娘，急性子，整天火烧火燎的，嘴也快得像把刀子，干起活来很麻利，就像匹小马，总是溜溜的跑，待人可没说的，石头心，连半寸虚窝也没有。”这些话虽然很生动，但对于我这位 尚未谙人事的毛孩子来说，总想象不出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性子怎么能像“火”,嘴怎么能像“刀”,行动怎么能像 “马”,心实怎么能像“石”?而直到我读了大学，特别是在前几年学习了《周易》和《说文》,懂得了“圣人立象以尽意”的道理之后，我才慢慢地找回母亲的形象。而且，还在猛然之间发现：我家老辈，个个都配得上“语言大师”的称号。
比起别的民族，中国人可能更巧于语言。而所巧者，在于“具象思维”也。一是修饰，即以实“喻”虚，使思维长出翅膀，给人以飞动之感；就像我的老辈形容我的母亲那样。二是构成思维活动本身的基本概念，就具有可感形象，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相见时难别以难》的 “无题”诗，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为千古绝唱。蚕丝绵绵，思念之缕也；烛泪斑斑，感伤之痕也。用 “丝”(silk)来“思”(think),是“喻”,更是“象”也。
《说文》“思”
部，介于囱与心之间。《说文》段注本释“思” 曰：“思，睿也，从心从囟。”囟者，大脑也。这说明，早在许慎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将“思”与“情”的生发地作了区分：情泛滥于心海，而思贯穿于囟、心之间。那么,这贯穿于囟、心之间的“东西”像什么、又是什么呢?段玉裁注曰：“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也。然则会意，非形声，细以囟为声。”原来，那个贯穿于囟与心之间的“东西”,像蚕丝一样细，一样“相贯不绝”,故借“丝”声以读“思”。段氏说此字“非形声”,其实，说它既象意、又象声未尝不可。
既然是以丝象思，所以在表达人们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时，就会多含“糸”部字。当然，仅仅有“丝”还不够，还需要有切断丝线的刀部字，或整理丝线的手部字来做必要的补充。如表示思维状态的词有：细致、紊乱、乱纷纷、繁、约，统、绪、继续、连结、 中断(断)、缠绵等等；表达思维活动基本方式的词有：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判断(断)、推理、总结、组织、编辑等等；表达思维成果的词有：经验、路线、大纲、经典、经纶，经等等。所以，糸部字构成了思维活动基本组件，成为“思维之体”。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圣人立象以尽意”。
所谓“象”
，象者，乃“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也。韩非曾说：“人希见生象，而按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今注：我用豆包译出韩非这段话：“人们很少能见到活着的大象，只能依据大象的骨骼
图样、画像，来想象它活着时的模样；所以人们凭内心揣测、凭空想象出来的影像，都称作 象’。”后文删去“此解虽不为文字学家所认可，”但）它却大体上表明了“象”具有“非虚非实又既虚既实”的基本特征。我名之曰“具象思维”。
研究了《说文》的叙就可明白：中国人具象思维的特点根植于“六书”。中国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但细分却有汉刘歆所说的象形、象事、象声、象意，以及转注和假借六条原则。这六条说到底就是以实象虚，把最为抽象的概念用最为常见的可感之物来表示，从而使许多极为抽象的概念闪耀出奇光异彩，即使在最为玄幽的深谷，也能看到上天闪烁的繁星。
在古人看来，关于宇宙时空的概念，可能是最为抽象的。宇宙(universe)由宇、宙两字构成，《说文》:“宇
，屋边也。从宀亏声。易曰：上栋下宇。”本为屋檐，为何能表示浩瀚无际之空间呢?根据我儿时躺在大地上仰观天空而冥想所得到的经验，最为直接的解释是：天就像人头顶上一鼎硕大无朋的锅，天宇，就是这鼎大锅的边，因为人无论向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这个边总是在自己视野的尽头：可望而不可及。真是眼观不足三、五里，行之，乃永生而不尽也，故将屋宇引申为天宇，上下四方大之无际谓之宇。宙
，“舟舆所极覆也，从一由声。”舟舆来之无形，去之无踪，循环往覆，不知头尾前后，悠悠又悠悠，淹淹而不可计也。其实，“舟舆所极覆也”,还不是宙字的最初义。段玉裁引《淮南子·览冥训》“燕雀以为凤凰不能与争于宇宙之间”句高注：“宇，屋檐也；宙，栋梁也”。而后评之曰：“引《易》上栋下宇。然则宙之本义为栋，一演为舟舆所极覆，再演为往古来今。则从一为天地矣。”总之，宇、宙之原义，乃为屋檐、屋栋。庄子将其合而引申之：“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剽(有本无末)者，宙也。”宇为空间(interspace) ,宙为 时间(time), 合宇宙一词后 ， 表示八荒无边际，来去无踪影之太空也。小小之屋栋(ridgepole)、 屋檐(brim)竟有如此之大用。我们的祖先真是太神奇了，不愧为圣人 。
在宇宙之后，阴阳两个概念算是相当抽象的了。这两个概念表示多种含义，天、男、上、明、健、刚、美、生、正，等等为阳，而地、女、下、暗、病、柔、丑、死、负，等等为阴。如此复杂和抽象的概念， 我们的祖先只用了个日在山(阜)南和影在水南的比喻就解决了。《说文》:“陰
,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会声。陽
,高明也，从阜，易声。”至于东西南北的方向概念，虽很抽象，但我们的祖先处理得也很巧妙。《说文》:“東(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早晨荷锄而出，清风习习，林鸟嚷嚷，在树林里找到太阳的那个方面就是东；而西者，“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段注：“此说六书假借之例。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古本无东西之西，寄托为鸟在巢上之西字为之。”夕阳西下，百鸟齐归，夫妇同巢、老幼一“西”,好不亲热。人们以鸟西借与日西，以表方向，结果喧宾夺主，夺鸟西之西为“东西”之西，而摒鸟西为“栖”也，真有点夺人之妻为老婆的味道。南，“草木在南方有枝任也，从木。”段注： 其实，南者从木，树之枝叶最茂盛的一“云草木至南方者，犹云草木至夏也。有枝任者，谓夏时昌茂丁壮。”面为南，这点经验我 在少年时就具有了。北，“乖也，从二人相背。”段注：“北者，古之背字，又引申为北方。”其实，北者，败北的将军向面南而坐的胜利者请罪者也，心悲而面北。东动西息，南荣北凋也。这儿同样展示着因时光之轮回而色彩忽明忽暗的动感画卷，从中也能窥见时代之沧桑、人情之冷热也。
由于以实象虚，特别是由于以丝象思，即用一个“特殊”来 像另一个或多个特殊，所以在中国人进行逻辑思维时，常常有意象滚动，诗境叠叠而出。从庄生絛、忽二帝为浑炖凿七巧成而暴死，到苏轼“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所表达的非琴非指而是心是旨、是琴是指而非心非旨的境界，这种“既为形象又为哲理”的表达方式，都可能堪称具象思维的典范。
具象思维的生动的图像，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这是它的长处；但它也有其短，即不能使自己的思维进入至清至深的境界。这大概是古代中国多文学家而少科学家的原因吧。人类不断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使自己思维的钻刀钻进客观世界最深层的本质之内，以便取得最为一般的思维形式。思维离开具体的事物愈远愈具有穿透力。可惜由于我本人的知识所限，对此我说不出多少道理。我能做到的是提醒人们不要对具象思维的 “生动性”给予过高的评价。吕思勉先生讲解《庄子·逍遥游》时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极有参考价值。他说：此篇文极诙诡，其所以看似诙诡者，“以当时言语程度尚低，抽象之词亦少；专供哲学用之语，更几于绝无；欲说高深之理，必须取譬于实事实物；而眼前事物，欲予说明高深之理极难，故不得不如是也。”与现代哲学家相比，《庄子》一书，童之巧也。
我们思维的童年十分宝贵，忘记童年就等于忘记人类最为率真和快乐的时光；然而，仅仅有率真和快乐的童年，而不能使自己的智力和各种创造能力成长起来，怎么会有今天的文明社会?时之拙而语之巧不如语之拙而时之巧也，我期待着自己的智慧能够成长起来。
2000年10月
走进“洋字号”
那还是解放前，在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我曾有过一次十分奇特的经历：父亲在徐州拉板车，母亲去为他做饭，两三个月之后，因思念儿子，就由爷爷送我到徐州城。刚刚走进九里山的平山口，就看到一列长长的庞然大物从西向东缓缓而去，大概是准备进站了。爷爷告诉我“这是火车”。但我很纳闷：“车”怎么这样长，车前没有牛拉着它，怎么就呼呼地跑起来?到了徐州，住在十分肮脏的“城乡结合部”的一间农舍里，点的照样是油灯，可 是挂在马路边高杆子上的电灯，每到天黑，没有人去点就自动地 亮起来。我也一直想不清楚点灯的油是不是由电线传过来的。至于那“话匣子”里怎么能唱大戏，更使我百思不解：小小的一个盒子，怎么能钻进这么多人，玩这么有意思的把戏。我的弟弟比我小五岁，那时他刚出生不久，照此算来，可能是我虚龄六七岁即1945或1946年的时候。那时的事我几乎什么也记不得，而惟独这三件事至今印象还十分清晰，可见它们对我幼小神经的刺 激是何等的强烈。
牛拉车、油点灯，人面对面的说话，古来如此，为何一到徐州 就全变了。这个道理虽然在此后很久很久才搞清楚，但当我在徐州往了几个月回到乡下后，确实知道了一个新名词：“洋”:只要与祖宗传下的东西不同，就是洋。煤油称洋油，自行车称洋车子，自来水笔称洋笔，火材称洋火，肥皂称洋意子，吃的、穿的、用的，只要不是手工做的，都是洋。两年前，我出差顺路回到老家阚庄， 耕牛、油灯之类已经绝迹。机器耕田，电灯照明，叔父家吃的是机磨面，穿的是机织机缝的衣，骑的是洋车子，听的、看的是家用电器。最神奇的是，妹妹告诉我，她竟然在家里的电视中，看到我在学校发表什么演说。嗬，连微山湖边的眼屎巴巴庄，也都彻头彻尾地“洋化”了。
“洋”字古今对它的解释有相当的不同。《说文》将它解释为古水名：“洋，水，出齐临朐高山，东北入钜定。”而《诗·庸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水活活”、《诗·陈风·衡门》“泌之洋洋， 可以乐饥”、《诗·鲁颂·闷宫》“万舞洋洋，孝孙有庆”,其洋字均表示盛大与众多貌。据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可知：将洋与海连为一词者最迟当出于《西游记》第一回：“弟子漂洋过海，登界游方，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处。”有了洋与海特殊联系，“舶来品”就被称作“洋”了。先是有被称“淫技奇巧”的洋货，后是有被诬为“伤风败俗”洋务。洋务就是把西方洋货搬到国内来生产，直至产生了“祸国殃民”的“洋化”。中国人不喜欢被人洋化，而喜欢“本土化”。把西洋货搬到中国来制造， 把西方的某些制度搬到中国来实行，是“洋化”呢，还是“中国 化”呢?若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化
，《说文》解释为“化，教行也。从𠤎（huà）从人”。许慎虽然将“化”理解为“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但有意思的是，他却将化字入七（huà）部而不入人部，七(huà)者，“从倒人”。段玉裁引 《大宗伯》“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注：今加）后注曰：“能生非类者为化，生其种曰产。”若以“生出非类”，即A生出B此来理解“化”,许多被我们称之为化的的现象，就不是什么化了（今注：因原语句有跳跃，意义不清，故这句话是重写）。在西方的computer(电脑),在中国，同样的原材料，以同样的生产流程，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其产品仍然是电脑(computer),根本不存在什么洋化，因而也就无所谓中国化了。如果真的要给它带上了中国化的帽子，那也是在我们化了洋的同时，洋也化了我们。从学理上说，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但从现实上看，中国化可以给两种人有两种不同的用处：其一，对讲究民族虚荣心的人来说，可让他们脸面光芒四射；其二，对于有志气的人来说，这种鼓舞力量可以让他们精神焕发，中国人绝不会永远一穷二白，外国人有的东西我们一定会有，外国人没有的东西我们也会制造出来，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而赶上发达国家的时刻将指日可待。
既然两种人都需要“中国化”,所以，再洋的玩艺也得给它起上一个中国名字。洋帽子是扔掉了；但各式各样的中国字却多了起来。我极为粗略地对照了一下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增字比例最大的可能是气、金、广部的字。
《说文》气
部字只有一个半字：气、氛。“气，云气也。象。”段注：“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俘。象云起之貌。”“氛，祥气也。从气分声。雾或从雨。”“或从雨”,所以只能算半个氛字在气部。《汉语大字典》气部字46个。许多字都很离奇，如气、氘、氖、氙、氚等等，如果没有一点化学知识，根本不知道这些怪诞的家伙为何物。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除了缶部21个字、酉部66个字外，《说文》金部字更有相当的数量：197个。而《汉语大字典》金部字约1300个，这表明，冶金和化学工业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着人类自身。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地制服了旧的疾病，但也增加着新的病种。所以疒部字不但没有相对萎缩，相反，倒也大 大地增加了。《说文》疒部字102个，《汉语大字典》近700个。 现代化的中国生出了许多现代文明病，然而这些文明病并没有阻碍中国人平均寿命的迅速增长。所以，工业化的“中国化”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福音。
我想，只要我们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更大的福音还在后边。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在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这场革命使得各种新词汇大大地增 加，但它将给中国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一时看不清楚。有人说继信息革命之后可能是生物革命，那场革命对中国字的影响更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字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怪诞。我想，等到它多得人们无法掌握，怪诞得人们无法理解之时，这种文字就会消亡。到那时，人们要真真确确地要走入“洋字号”了。
儿时有幸闯进“洋字号”的徐州城兜了一圈，能记得的事只有三件，但它却使我养成了向圈子外张望的习性，久而久之，我终于走出了扣在我头顶的那鼎大锅盖，向着世界化的方向走去。 我想，那段生活给了我一个“天启”:中国字被洋字所取代的时日虽然十万分的遥远，但那毕竟是要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