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训诂学、文献学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

摘要：本文以薛著高邮“二王”评传的章、节、子、名目为逻辑系统，在面上和点上两个方面评述薛著的成就。薛著的总体布局以思想内容的学理抽象构成逻辑，逻辑架构上大规模展示评传的学术思想内容。薛著以清代古音学的兴起，运用“就古音而求古义”的新的科学方法，是清代训诂学获得大发展，并不断推进以“二王”为代表的清代高端学术文化的发展的内部原因。为确认内因与“二王训诂学”成就间的必然性联结，薛君转入二十三部在训诂学中的实践运用。“通假借、明连语、求语源”都离不开古音学。训诂方法四十三类归根结底是用语义分析法来分析研究对象，但都离不开“以古音求古义”。薛著以王念孙述校勘通例有六十二，而念孙以《淮南子》致误之由六十四事中“传写讹脱者”和“凭意妄改者”两大总类，统摄其余的六十二类，念孙计为六十四类当是，可廓一大疑团。在校勘通例六十四类预热的基础上，薛著列王氏校勘法一百〇一种，可与陈垣校勘四法媲美而过之。薛著对王念孙“但”为“伹”这样著名的校例的贡献有内涵上的肯定和从辞书编纂应用的外延上的提升，针对晚清以来对王念孙校勘利用类书一事的责难，薛著作了独到的分析。薛君的成果源自对前贤的崇敬之心，一个“敬”字萌生学理。本文也指出了薛著的不足。

关键词：高邮“二王”，学理逻辑 ，训诂学，校勘学

薛正兴著《王念孙王引之评传》是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的殿后之作第201部^①。高邮二王博及群籍，立足于语言文字进深之，而又闳于中而肆于外，涉及“人生正义，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高邮二王是从语言文字的学术逻辑真值观走向人生社会历史价值观的。匡老心目中的“思想家”，从一般理论抽象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家，发展到包括学术思想在内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思想和思想家。无疑，这一发展不仅解决了古代因“文史哲不分家”底色而形成成思想家个人的综合性、全方位面貌如何把握和撰写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使201部《评传丛书》获得了更高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价值。事实上，“至世纪之交，大陆主要的思想史家、哲学史家都注意到将本学科向学术史的方向深入”^②。在学术思想家评传中，更确切地说，在语言文字学思想的思想家评传中，周勋初先生为提升评传的学术性，而提出选题并物色作者^③的《段玉裁评传》（149部）、《王念孙王引之评传》是两大双璧。《评传》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评价该书称：“一方面，在叙述二人人生旅途时，十分重视与戴震、段玉裁及一大批汉学家的学术交往，这对认识他们为何攀上古代音韵学、校雠学的高峰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分析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论和具体的训诂、校勘方法时，注重学术思想和具体方法、具体方法与实践运用两个的结合，从而显示出薛君深厚的治学功力。”^④

^{一  “二王评传”的总体布局及其内在学理}

薛著六十馀万字，仅分五章，初见之甚愕然，不免讶其太简，细察之见其立足高处而俯察研究对象之精审、笔力集中之必然、长篇大言之井然。章目之后有节目，节目之后有子目，子目之后有名目。例如：第一章言“高邮二王生平及著述”（章目），下分第一至第七节，如第七节“高邮二王著述叙录”（节目），节次之后有子目，如第七节“叙录”下言著名的“高邮王氏四种”、“二王其他著述”、“王念孙未刊著述”三项（子目，与名目合）。有的章节后列子目后再列名目，如第二章“高邮王氏训诂学”（章目）后，有第一节“清代训诂学概况”（节目），下列“丰富多彩的训诂学著作”（子目），继出四题“1.经部注释书、2.史子集部注释书、3.训诂札记、4.训诂专书”（名目）。统观薛著全书，共分五章、三十一节、一〇二子目、八十二名目（不含合于子目者），有四个层次。章目之少，节目之精，子目之多，名目之细密，层次之深邃清晰，构造之坚实稳压，四梁八柱，实为同类著作之最。如从学理逻辑去看，可谓全书乃学术对象之“思想大树”，学理逻辑之“小逻辑植株”，盛大焉！细密焉！人们不竟要问：作者何来如此严格的逻辑训练，缜密的逻辑体式？曰：章炳麟《訄书·清儒》有云：“世多以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徐复先生《〈訄书〉详注》发明小学与名家的关系称：“名家，以正名辨义为主。考据家皆从《尔雅》、《说文》入手，而亦以考订六书（文字），正名辨物为臬极（最高标准）。古人以字为名，名家综合名实，必以正名析词为首，故考据之文，亦出名家。”^⑤徐注中所说的“考据家”正是指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章炳麟和徐复皆以小学即名学，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包含古代逻辑学。作者薛正兴君是语言文字学家，研治对象是古代语言文字学大师，双重、双向的小学家暨名学家的互动交流，研核对谈，构成全书恢宏而美奂的逻辑结构大厦，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思维必然性逻辑之理。如从研究问题的方法之便看，正如康德反复强调的，所谓逻辑，“实不外乎是知识的形式的条件，没有它，则我们的观念，无所系缚，不能获得客观的统一与衔接”^⑥，可见薛著中层层密密的逻辑建构正是对研究对象作大规模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所必须的。

思想内容的学理抽象构成逻辑，逻辑架构上大规模展示评传的思想内容。以第一章七节目二十子目总述传主的“生平及著述”为例，涉及乡土文化史、家史、传主生平、所处时代、学术交游、著述叙录，无不引人入胜，诱人就里。节目“高邮的文化沃土”下有五个子目“古邗沟、盂城驿、神居山、交游台、高邮湖”组成，无不充满有趣的故事，甚至是传奇色彩。“古邗沟”一开头就写著名的“秦邮八景”之一“邗沟烟柳”，这恐怕就是因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和夫君秦观的爱情故事而得名的。文中因叙史而引秦观、苏辙、朱筠诗各一，以诗叙事，以诗证史，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为考述“邗沟”（邗江，亦作韩江）的来历，追溯至《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之说和晋杜预注，证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用以“通粮道”的人工运河，“距今已有两千四百九十年的历史了”（哀公九年即前486—2004作者动笔时），说的毫不含糊。邗江几乎与中华民族三千年文明史同龄。言其背景，吴王阖闾任用用伍子胥、孙武大举攻楚，五战五胜，于公元前506年攻入楚国都城郢都，书中括注为“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此郢都今地对应之说，虽非仅此一见，亦堪称踏铁难觅。薛君考据之功，可见一斑。又如杜预注说邗江“西北至宋口入淮”，文中括注宋口为“今淮安市楚州区西”，具体明白。史地考古，不时呈现。吴王痛恨攻楚时越国偷袭吴国，吴越争霸迅速升级。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思忖北上抗齐，于是利用吴国早已熟习成事的开凿水流，联通江河湖泊的本领，开凿邗江，直接打通江淮，避开了从长江口入海，再绕道入淮北上的长距离航程和海上风险。东汉末疏濬邗江并截弯取直，使之直达淮安，成了大运河的里河；隋代文帝为灭陈而循邗江古道开凿新渎引淮水入江，炀帝为沟通南北漕运开通南北京杭大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10倍，巴拿马运河的20倍。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扬州段运河就是邗江。书中对古史、古地理、古地名，古今对应，中外对比，水流改道，史地沿革，漕运国祚，无一不烂熟于心，无一不力求精准到位。处处体现出作者作为一名考据家的史地学之功，委实是一般语言文字学学人难以做到的。书中还引古典小说直接证运河经济史，对文史互补理论的新开拓做了尝试。书中讲到明清时期是运河经济最为繁荣昌盛时期，《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曾写到大运河。特别是《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八回直接写到高邮州的河路码头。作者认为，完全可以借明清小说以证运河经济，甚至直接证高邮州因邗江水而引来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兴盛史。有学者指出：随着史学观念的变化，“小说作品更能满足新的史学观念的内在需要”，用小说证史，“使小说的史料性问题从真假的辨别变成有效性的判断”^⑦。作者以明清小说证运河经济、高邮州经济的做法，正是将小说史料转变成了“有效性的判断”，亦即价值判断。

  子目“盂城驿”作者考出“高邮” ，别名“秦邮”，乃至“盂城驿”的来历，都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筑驰道，修邮亭，设驿站有关。“盂城”二字则来自秦观诗“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秦观诗明出“盂”字，连“高”也隐喻其中了。为叙说“盂城驿”和驿丞的设置，作者考明代穆宗年间的《隆庆高邮州志》、《清史稿·职官志三》并说其在研究中国邮政史、交通史上的地位，俨然史家手笔。

  子目“神居山”和“交游台”当然是故事多多的片段。不得不立、远近闻名的“高邮湖”子目下大概除水面以外无话可说了吧！非也。作者引《高邮乡土志》“物产类”把高邮湖水产、水生植物写得脍炙人口，竟然又引到过高邮的十三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话，引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荷兰著名旅行家约翰·尼霍夫描写高邮湖的话，把水面陆上，景观人文，经济发展，无不写得生机勃勃，仿佛绘就了一幅“高邮湖‘上河图’”。在资料的引用上，再次看到作者的“踏破铁案”，“上下求索”的功夫。就语言而言，人云“语言世界是诗意的栖居”，今以薛君观之，当谓“小学家、考据家的语言世界是史诗的栖居”。薛兄平日似木讷，不多言语，今读其滔滔宏文，汩汩叙事，方知其智商、情商秀出班行，才情、诗情充盈满满^⑧。

二 “二王”的训诂学：从质性原论到训释方法

    前者有四节目、十二子目、十四名目，后者有八节目，四十三子目。以上是书中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构成。前者（第二章）言“二王”训诂学的质性原论，后者（第三章）言王氏训诂方法四十三种（参见文后列表综述），殆尽矣！穷究矣！几无可增损。

为直接其研究对象的质性，列四节目分别从清代训诂学的得失成败、王念孙古音学、王氏训诂学的思想来源、学术史地位等四方面研究之。作者认为，清代是训诂学的“隆盛时期”，这一学术局面的出现原因有二：一是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造就了违反清初顾炎武“通经致用”，进入“钻故纸堆”的乾嘉学派，这是外部原因；二是内部原因：清代古音学的兴起，懂得“因声求义”，运用“就古音而求古义”的新的科学方法（157页，此页码为薛著内的页码，下同），成为大兴训诂学的密钥、工具和原动力。以上见解，与王力、洪诚先生见解同（153、156页）。内因是根本，这就决定训诂学研究与古音学之间的无休止的互动，清代训诂学史的研究始终处于由其内因决定的纯学术状态，并不断推进清代高端学术文化的发展。“二王”正是此高端中的代表人物。

为确认上述“内部原因”与“二王训诂学”间的必然性联结，书中以节目“王念孙的古音学”下分三子目、三名目详述“二王”正是“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而求古义”的实践者和集大成者，成为书中详论“二王”训诂学的最亮点。节目下交代王念孙古韵二十一部所见出处至少有十五处，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等。这正是薛君著论的风格，每及一事一题，必详尽穷极而后止，令读者不再费神寻觅衍绎之，处处为学术研究本身的严、深、细，为阅读学习者的便、详、全着想，此所以为薛君也。

子目“王念孙古韵二十一部”引古音学史名篇有二，一是王念孙《答江晋三论韵学书》，交代了王二十一部与段玉裁十七部的同异（171页），二是引王念孙《与李方柏论古韵书》，比较王二十一部与顾炎武十部、江永二十一部（按《古韵标准》）、段玉裁十七部的分部的不同，并评论各家得失。在此基础上，列出二十一部表（172页），为更清晰地看出段、王之别，书中列出同异比较表。最后还指出王念孙晚年受孔广森影响，从东部分出冬部，成二十二部。由以上可知，该子目所论，不仅深研念孙，且展示了自顾炎武以来的清代古音学史。由研究对象而学史，由学史而深入研究对象，研论与考史紧密结合，是本子目得以展开的基本理路。

子目“王念孙古音二十三纽”更为引人注目。上古声纽的研究比上古韵部的研究更难，也更重要。正如古音学家胡小石引王念孙名言后云：“‘训诂之指（旨），存于声音’此为近世治小学者必诵之律令。故古韵之学盛焉。实则音义相关，其所主在声不在韵。”^⑨清代乾嘉古声纽研究的成就，除了戴震《转语二十章》（已佚）可分上古声纽三十纽（按何九盈说），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之外可分上古声纽二十五纽（按郭晋稀说），成就最著者首推王念孙二十三纽（按王国维、薛正兴说）。薛著详述王氏古声二十三纽的由来，并列出二十三纽纽表（177页）。更有甚者，薛君在缕述二十三纽时，还着重去发现其实际应用。这一点，甚至比二十三纽更重要。说乾嘉学派钻故纸堆是清代文字獄引起的，一般人易接受，好懂；说是由古音学成果引起的，一般读者不易接受，不好懂。薛著致力于寻找二十三部与训诂学在原创阶段的联结，殆亦为此。薛云：其一，如同戴震《声类表》上古声类二十类次序正好与《转语二十章》二十声类次序相同那样，王念孙《释大》二十三篇次序与其二十三声纽次序同，“也就等于间接公布了他分上古声纽为二十三纽的研究结论”（178页）。当然，也就等于说出了二十三纽在训诂著例《释大》中的应用。其二，王引之《经传释词》分类法也遵循二十三纽次序而分之：即一、二卷“影、喻”，三、四卷“影、喻、晓、匣”，以上为喉音字。五卷“见、溪、群、疑”，为牙音字。六卷“端、透、定、泥”，为舌音字。七卷“来母、日母”，亦为舌音字。八卷、九卷“精、清、从、心、邪”，为齿音字。十卷“帮、滂、並、明”，为唇音字。薛君说：“《经传释词》依上古声母列字的编次法，是王念孙分上古声母为二十三纽的再一次具体体现。”（178页）这一次序划分，也是古音学与训诂学的直接联系。我们认为 ，开宗明义叙述王念孙古音学分二十三纽还不算困难，难的是寻觅王氏古音学与其训诂学之间的伯仲相关，亦即王氏古音学的实际语义指向。有云，理论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重构，实践理论系统的建立，薛君恰恰解决了王氏古音学理论中的这一难题。光有元理论层面上的努力还不够，薛君完全转入二十三部在训诂学中的运用。子目“古音学发展推动训诂学研究”及其所含三名目“通假借、明连语、求语源”更是满足了这一要求。

“通假借”。文中据“二王”之说区分《说文》“本无其字”的“造字假借”与本字见存而不用而用借字的“用字假借”。训诂学要解决的是后者大量的借字问题。文中引“通假借”说十条，力求对“二王”之说作出全景式展示。不用说，十条后在“二王”原书中有大量实例证发之。

“明连语”。“连语”即连绵字。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条称：“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强调的是双声（如“犹豫”）或叠韵（如“肮脏”）的上下二字，既然声、韵相系，就会“皆上下同义”，但不可因二字同义将整个词义看作两字义的加合，即不可就文字形体穿凿拆解之。并敏锐地指出，当今学术界把连绵字说成“双音单纯词”，这就把那些“非双声、非叠韵”（如“珊瑚”）也包括进来了。这一比较，凸显作者的学术敏感。

“求语源”。汉代《释名》的声训，宋代的“右文说”都有求语源的意向。但王念孙把求语源推向了新高度。书中举出《广雅·释器》：“不借，履也。”王念孙疏证考出“不借”亦作“薄借”、“不惜”，皆齐人语叠韵词、意义为“粗糙”的“搏腊”的音转，最终以“搏腊”为“不借”的语源。今考新版《辞源》（2015）“不借”下已注明当参阅王念孙的考释成果，较二版（1979）作了重大改进。

节目“二王”训诂学思想的来源、“二王”训诂学的学术史地位，可说一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一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两者都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众所周知，前者一直是待解的难题。前者涉及子目“语言的社会约定性、音义统一性、历史发展观、语境决定字义说、方言口语的搜集整理”五个维度。基于“二王”训诂语料的超大规模的丰富和学术见解的空前深刻，使得从这五个维度对传统训诂学的新提炼变成了现代性、科学性俱佳的中国语言学理论。以子目“约定性”为例。书中引用被梁启超称为说语言起源“最为精到”，“论理学（逻辑学）之根本观念”的《墨辩》里的《经·上》“言，出举”、《经说·上》“言由名致”，《经·上》“举，拟实也”、《经说·上》“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等说法（189、190页），并由此生发出名称与事物的客观性联结，名称与认识的主客观性，亦即主体间性的联系方式“约定俗成”，直至今天的语言的社会性及社会交际职能，无不渊源有自，古今一贯。“二王”训诂总是强调“比例而知，触类长之”，“同类同名（概念）”、“异类同名（概念）”皆意义相同等，皆属对语言社会约定性，名称系统内部整体性的认识（191页）。上述做法，不妨说作者借思想家“评传”机制促成了待解而难解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语文学理论的形成，又借中国古代语言学、语文学理论深化了对“评传”思想、思想家的理解。

   至于“二王”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书中列出传统的评价和作者个人的崭新评价。后人亦“戴段二王”，已足徵之。又，章炳麟评《广雅疏证》“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詘者皆理解”，评《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矣”。黄侃评为“清代小学家以声韵、训诂打成一片，自王念孙始”。连力排汉学的方东树也服膺二王，称“求之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高上矣，顶级矣，罕有其匹。前人的评价为后人道源沿流，薛君云：“学界自有公论，伟业不可磨灭。”而薛本人则以“二王”已大大超越时代，到达现代语言文字学的门限，已经做到了“促进古老的训诂学走向科学语言学的道路”（204页）。这是对“二王”学术地位的一个崭新定位。

   关于“二王”的训释方法，书中八节目四十三子目，依次列述王氏训诂方法学系统的内部构成。八节目实际上是训诂视点三大切入口或方法三大类，共含四十三小类。它们是：

   从“以声音通训诂”切入。分“上、下”，“上”多指古已有之，王氏对传统的继承方面，“下”多指王氏创说。“上”有：1注音辨义、2就古音以求古义、3假借、4声训、5转语、6右文说、7方俗语、8合声与反语。“下”有：9连语、10声近义同、11异物同名、12字异而义同。

   从“据语境求语义”切入。此类为作者对“二王”训诂法作语义语法分析。是语境、语义、语法三大语言学分析的综合施策。分“上、下”，“上”重在语义分析，“下”重在语法分析。“上”有：13异文、14对文、15排比句、16互文、17变文、18倒文、19省文、20连文、21骈词。“下”有：22词序、23虚词、24句读分析、25句法分析、26词性辨析、27连类而及、28通例。

   从“辨析字形”切入而求义。分为：29形训、30形近字辨析、31同形词、32异体字、33.古今字。

   从“综合比较”入手“以义证义”。分“上、下”，“上”重在词义本身的辨析，“下”重在词义的相因引申，理论上以词义为对象延异之。“上”有：34多义词辨析、35同义词辨析、36反训词辨析、37二义同条、38名字解诂。“下”有：39古义对证、40倒用古注、41词义相因引申、42注意词汇史、43验证实物。 

   “二王”训诂法分四十三类研究之，在训诂学史上是一大创新。洪诚先生在其名著《训诂学》列述“几种常见的训诂方式”，其中“解释词句的方式”有互训、推原、义界、解释全句四种，有关文字改读则引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分为“读如、读若，读为、读曰，当为”三种^⑩，薛君继承乃师，详论“二王”训诂法分类，详审细辨，融传统和现代为一炉，是有现代语言学理论左右之的，这不仅为研究者本人所毕具，亦为研究对象所必须。 丁邦新先生曾设问“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否跟他的宣言配合”，举了三例，经古音构拟检验，条条成立。其中“邈邈、眇眇，远也”条，关及“邈、藐、眇、渺”四字同音问题，丁说：“检看李方桂先生（1971）的上古音系统，这些字都读[mjiaɡw]，确实是同音的，王氏的推断在上古音里是有根据的。”^⑪论者有云：语言世界中的语义研究是最困难的研究，训诂方法四十三类归根结底是用语义分析法来分析研究对象。昔未有之，今见奇觚。更检薛著四十三类中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审视“二王”者有：1为说“音随义转，一字多音”以确认“因声求义”，除引陈第等传统数家外，又以现代词典学“一音包数义”论述之（209页）。2为贯彻“以古音求古义”，强调历史语音本身的时代性（212页）。3因声求义之“假借”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阶段（217页）。4声训与同源字研究（226页）。5就转语引出的批判和反批判（233页）。6引杨树达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评“右文说”（243页）。7方俗语研究的现代语言学价值和史论价值（243页）。10从语言发生学和词汇史看待音义结合（263页）。21骈词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分析（326页）。26“二王”已注意到形容词的构词形态（350页）。29、30现代辞书与王氏形音义辨析（369—386页）。33现代语言文字学视野中的古今字（402页）。34现代训诂学、词典学对多义词的阐述（407页）。36反训词的心理语言学阐释（416页）。37现代词典学中的义项分合与“二义同条”（419页）。39王氏“古义对证”而达精确释义和对王力《古代汉语》的批评（433页）。41词义相因相引的现代图像表述（444—448页）。42“二王”的现代词汇史训释法（449页）。43目验实徵与清代金石学等的新跨越（455页）。此外，还举例说明“二王”训诂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458—480页），不能不引人对“二王”的永远的敬礼。细读薛著，敢说薛君，王氏功臣，名至实归。

三 “二王”的校勘学：从质性原论到训释方法  

前者有四节目（同训诂学）、无子目、名目。后者有八节目（同训诂学），二十六子目，六十九名目。以上是书中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构成。前者（第四章）言“二王”校勘学的质性原论（本论），后者（第五章）在子目（二十六）和名目（69）两个层次上言王氏校勘方法共九十五种。与训诂学相比，训诂学方法主要在四十三子目层次上展开（相关比较见文末附表）

节目一述“清代校勘学概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者以诗人般的热情和学者的严肃审视，博洽综述，沿流讨源，着重展示清人校勘思想和成就。文中以顾炎武“读九经从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起点，在叙述乾嘉学派和历代校勘成就的基础上，一说清代校勘的版本目录学丰厚资源，“清代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辨伪学、图书分类学的繁盛，也直接促进了校勘学的兴盛和发展”（486页）。二说清代语言文字学之于校勘学，“清代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些学问也正是校书者的必备的学养”。三说汉唐、清代之比，共同点在小学根柢，“刘向、刘歆、郑众、郑玄皆为小学名家，陆德明、颜师古都长于字学，他们校书成绩突出，与有深厚的小学根柢是密不可分的。乾嘉学派的戴、钱、段、王，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领域纵横驰骋，攻坚破滞，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他们的典范著作，为当代学者及其后辈提高小学学养以及从此入手校书，都提供了上好的范例”。四说学科、学养、学理之于乾嘉学人，“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辑佚等专门学科的发展，众多乾嘉学者都精通小学，熟悉文献，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学养，取得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五说乾嘉学风之于校勘，“乾嘉学者往往喜作‘窄而深’的学术研究，因此专书校勘的深入而广泛，许多学者从校勘入手研究古代典籍，取得了丰富的校勘实践经验。清代校勘家，较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多”。作者让评传的思想之花开在严肃、冷峻的学术理性之树。文中以顾炎武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和出色的著作”，“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校勘学理论观点”，“归纳了许多切实的校勘通例”，“出现了不同流派，显示出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校勘传统的不同方面”四大亮点，作为“清代校勘学形成的特点和标志”（487页）。

节目二“王念孙的校勘通例”以《读书杂志》中的《读淮南子杂志书后》（通称《读淮南子杂志序》），为校勘学史上的纲领性文献（502页）。薛著先举出王序称“凡所订正共九百余条，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凭）意妄改者亦半也”，王氏由九百余条归纳出致误大端有二。薛著从王序勾稽出校勘六十二类，如第一例“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若在《原道篇》：‘先者逾下，则后者蹍之。’蹍，女展反，故高诱注：‘蹍，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误为‘蹷’矣。”^⑫（503页）“蹍”字原文作上下结构。王念孙曾总结说：“以上六十四事，略举其端以见例，其余则遽数之不能终也。”到底是六十二还是六十四，后人莫衷一是，讳言六十四。薛君给出了答案：“‘六十四’，这在汉语里是个代表奇妙变化的数字，它使稍有古代文化常识的人自然地联想到《周易》六十四卦，‘乾坤其《易》之门’（《系辞上》韩康伯注语），由乾坤二卦贯通其余六十二卦。准此，王念孙以《淮南子》致误之由六十四事中‘传写讹脱者’和‘凭意妄改者’两大总类，统摄其余的六十二类，不亦宜乎！”（515页）应该说，这一推证是合理的。

节目三“王引之的校勘通例”据《经义述闻·通说下》十二条，说其“更进一步归纳校读经籍时存在的共同问题，探讨其中有关校勘的理论原则和通则条例等的内在规律”（516页），特别是前六条，悉以小学解经而达于校经，反复实践着王引之本人总结的“吾以小学校经”的治学宗旨和涂辙。薛著将引之十二条与念孙六十四类通则尽可能地对应、对比，以见“二王”的互补、一致。例如：引之字误例，在其“8形讹”（521页）内，下分说一般性字形误如“夫”与“矢”相似而误作“矢”、古文相似而误如“觯”（zhì酒器）字古文与“觚”（ɡū酒器）相似而误作“觚”，见《周礼·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觚三升”郑玄注：“觚当作觯。”贾公彦疏引郑玄称“觚”字当读作“今礼角旁单，古书或作角旁氐，角旁氐则与觚字相近”^⑬。比较念孙，则有“3有因古字而误者”、“4、5、6有因隶书、草书、俗书而误者”（503页），等等。

薛著还将王氏校经十二条与现代语言文字学说法作了对应和解释，以更深入理解王氏“以小学校经”的校勘学思想。王引之校经说法：1经文假借/薛君现代语言文字学对应说法：同音假借，王：2语词误解以实义/薛：虚词，王：3经义不同不可强为之说/薛：异说，王：4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薛：连文同义，王：5经文数句平列上下不当歧异/薛：同类排比句，王：6经文上下两义不可合解/薛：句义和词义的辨析，王：7衍文/薛：衍文，王：8形讹/薛：形讹，王：9上下相因而误/薛：文字因上下字偏旁类化而误，王：10上文因下而省/薛：省文例中的探下省，王：11增字解经/薛：辨经传正文与注释文字异同，删去注家所增字以求确解，王：12后人改注疏释文/薛：属王念孙“凭意妄改之误”。

如加上王引之的“三勇改”和“三不改”共六条，则为十八条。13“一勇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敢。”14“二勇改”：“孟蜀（后蜀934—965）以下，椠工（椠：qiàn木版。椠工，书刻木版者）主治，椠工误，吾则改之。”15“三勇改”“唐宋明文字，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16“一不改”“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17“二不改”指假借字不改求本字。18“三不改”指写官椠工误但思之有理，而群书无证，“吾惧来者之滋口矣，吾又不改”。以上：“三勇改”可结于写官之误、椠工之误、校者之误必改之；“三不改”即不能核定、不能求证、没有旁证者不予改。不改又不等于不校，将相关意见写入校注之内，供后来者研究参考。王引之上述13至18条为后人如何审改、校勘树立了样板，后学之于校勘学有成者几乎无不循此理，仿此行。

上述言王念孙校勘通例六十二（或六十四）并举例，王引之校勘通例十二条（或十八条）并举例，似已尽“二王”校勘之美善，但实际上还只是薛君论王氏校勘学的预热。更深入的研究在书中第五章“王氏校勘学校勘方法分类述评”八节目二十六子目六十九名目内全面展开。即“二王”校勘法95种（如再加“三勇改、三不改”6种则为101种）。全部校勘法是在节目、子目、名目三个逻辑层次上被分类，被定名，被阐述，被举证的。孙钦善引陈垣《校勘学释例》卷六《校勘四例》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称其“用这四种方法考察清代 考据学者的校勘的总体实践，堪称无不赅备”^⑭。陈垣四法在薛著中全被置于节目层次，下析为二十一子目，二十三名目（参见文末附表），“四法”之外，尚有“校勘方法上、中、下三节目含订误字、删衍文、补脱文、乙倒文、理错简等五子目，五子目内又含“字形相似而误”、“古字相似而误”等细分密匝的46名目”。薛君于“二王”校勘的严细、深入，可知矣！可知矣！

例如第五章节目一“校勘方法”（上）子目一“订误字”名目1“字形相似而误”的第三例《淮南子·说林训》，云“使但吹竽，使氐厌巧，虽中节而不可听”，高诱注：“但，古不知吹人，但读燕言鉏同也。”王念孙据高注称：“高读与燕言鉏同，则其字当从‘且’，不当从‘旦’。”念孙继考字书，一引《说文》“伹（qǔ），拙也。从人且声”；二引《玉篇》“七闾”“祥闾”二切；三引《广雅》“伹，钝也”。对念孙的第三引，薛君考云 ：“今本《广雅》‘伹’误作‘但’，辨见《广雅疏证》。”念孙四引《广韵》“伹，拙人也”，并说这个解释“意与高注‘不知吹人’相近”。最后念孙据证校云：“高注‘读燕言鉏同’，与《说文》‘从人且声’及《玉篇》‘七闾’‘祥闾’二音并相近。若然，则‘但’为‘伹’字之误也。又校“使氐厌窍”之“氐”字为“工” 字，因“工”的隶书，乃至后来的俗体字都将竖笔写成弯曲折笔，与“氐”的隶书作“互”字形相似，故将“工”字误作“氐”字，是也。对王念孙的校“但”为“伹”的著名校例，薛君的贡献有二：一是内涵上的肯定，二是外延上的提升。

内涵上的肯定。薛云 ：“王念孙从高诱注‘但读燕言鉏同也’之音注入手，认定‘但’当作‘伹’，字形相似而误；并证之以《说文》、《玉篇》、《广雅》、《广韵》等字书韵书的注音释义，其说确不可易。”

外延上的提升，这主要从辞书编纂的应用上入手的。

一是《字汇补》“大误”。《字汇补》以误本《淮南子》立说，为文中错别字“但” 释义。《字汇补》人部《补音义》：“但，又於店切，音燕，古不知吹人。《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氐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薛君斥其拙劣做法造成“大误”：“把高诱注‘但读燕言鉏’拦腰斩断为‘读燕’，于是有了‘燕’（於店切）音，大误。”

二是指出《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但” 字下的错误：“但，又音燕，古不知吹人。《淮南子·说林训》：‘使但吹竽，使氐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注：‘但音燕。’” 薛云：“基本照抄《字汇补》，其误亦同。”

三是辨明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的正确性，并指出留下的一点缺憾。引之云：“谨案，《淮南子》注‘但读燕言鉏同也’，谓读如燕人之言‘鉏’，非读为‘燕’也。上‘音燕’之‘燕’改‘鉏’，下‘音燕’改‘读鉏’。”薛云 ：“王引之对释文的校改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忘记了，在这里应将词目的错别字‘但’校正为‘伹’。”这里，或如所言“他却忘记了”，也可能因《字典考证》的撰写体例与《康熙字典》业已固化了的编纂体例不同，不便改换字头（即词目），故字头仍其旧，旧字头下言全新的校改内容。但不管怎样，总是一点小小的缺憾。

四是揭橥《康熙字典》之后辞书编纂中“但”“伹”不分，在“但”字立目和释义上的大面积错误。薛君说：“后来，以《康熙字典》为模式而编写的一些语文字典、辞书，编写者或审订者或许不知高邮王氏父子在《读书杂志》、《字典考证》中的校正，仍为错别字‘但’立目或设项，以讹传讹。”薛君随即举证六事说之：“清阮元主编《经籍籑诂》卷四十[但]、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但]、《辞源》子集人部[但]、《中华大字典》子集人部[但]、《汉语大字典》第1卷第133页[但]（三）、《汉语大词典》第1卷第1239页[但⁴]，等等，均为错别字‘但’立目或设项，并以误本《淮南子·说林训》为书证，却未能吸收或根本不知高邮王氏父子在《读书杂志》、《字典考证》中有关的校勘成果，而照搬照抄《字汇补》和《康熙字典》，照录原文，不加覆按，尤而效之，其过大矣。”（536、537页）固为言之凿凿，实亦言允辞诚，心怀可惜之憾，欲令后来者戒，岂虚语哉！更为彰显、远播和高扬“二王”之学术精神和真经魅力，薛君为高邮“二王”之功臣，言当其份！

名目1“字形相似而误”还钩沉出一些校勘通例。书中说，本校例王氏“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字误现象”。王氏散见各处，薛君搜得而集中呈现之。其一，“凡从鱼之字或讹从角。”此见于《读书杂志·史记六》“姜姓解亡” 条。其二，“凡书传中从喿（zào）从参之字多相乱。”此见同上《墨子三》“蚤絫”条。其三，“凡经传中从豖（丑玉切）从彖之字多相乱。”此见同上《墨子五》“湪（tuàn）弋”条。其四，“沆坑亢三字，诸书中或讹作沉，或讹作沈，或讹作坈（kēnɡ，rónɡ），或讹作元，久仍其误而莫之察也。” 此条见《广雅疏证》卷九下“㽘（ɡǎnɡ，大泽，本作沆），池也”条。薛君说：“这些误字通例，对于后人校正形讹，大有裨益。”（537页）有云，对客体对象的规律的发现是一贡献，对这些规律的零散表述的搜集纂辑，形成板块，形成新的规则系统，是又一贡献。前者“二王” 是也，后者薛君与也。从一般原理上说，客体对象规则进入语言哲学系统后，对象规则更能彰显其光辉和力量，此之谓也。

“二王”做校勘，同样，薛君评述“二王”的校勘成就，包括审视历代的评判，都需要锐利的目光和高超的辨识能力。第五章节目六“他校法”子目十“校他书”名目1“校以源头书或前出书”，针对晚清以来就“二王”利用类书做校勘的批评，薛君既有总体评论，又有过硬实例言批评非是。薛君以利用类书校勘非绝活亦非易事，需要以淹博的知识，敏锐的目光去寻找可与被校对象对接的材料，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高邮王氏取证古类书以校勘古书，特别是在没有别的版本可供对校，在本书与其他古书中也找不到可供比勘的材料时，发现古类书中的寄生材料可以用作比较、鉴别、考证的证据或线索，这就是十分宝贵的校勘资料，类书对校勘的作用可谓大矣”（710页）。为了证明王念孙利用类书寄生材料作校勘时下了“一番必要的比较、鉴别和考证”的工夫，以做到“纠误存真，择善而从”，薛君举出三条可与名家拮抗的实例。

一例。《逸周书·王会篇》：“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卢文弨以作“古黄”是，并知《说文》作“吉皇”、《海内北经》注引作“吉黄”，卢从旧本作“古黄”，与《初学记》所引亦合。王念孙校勘作“吉黄”。本证一：王本^⑮《逸周书》作“吉黄”。旁证五：一是《说文》作“吉皇”有“吉”字。二是《说文》与《山海经》注合。三是《山海经图赞》作“吉黄”。四是《文选·东京赋》注引《瑞应图》“ 腾黄，神马，一名吉光”，“ 吉光”即“吉黄”，光、黄古同声。五是《海内北经》作“吉量”有“吉”字。王念孙说：“作‘吉黄’者是也。”并说：“《艺文类聚·祥瑞部下》、《初学记·兽部》引此并作‘古黄’，乃类书相沿之误，不可从。”薛君指出：卢文弨之校勘，从表面上看，有古本依据，有类书《初学记》作旁证，似可从。而王念孙校作“吉黄”有版本依据（据王本），有旁证五条，更指出卢据《初学记》文实误。薛君说：“王念孙云：‘类书相沿之误，不可从。’这是由感而发，实为深知此中三昧之言。”（716页）“三昧之言”实指王氏深知“尽信类书不如无类书”，完全懂得必须对类书进行鉴别，去伪存真，决不盲从。晚清学人往往批评“二王”以类书校古书是没有道理的。

二例。《墨子·贵义》：“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青黑于北方。”因没有“戊己”，毕沅増以“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并说：“此句旧脱，据《太平御览》增。（《鳞介部一》）”念孙以为非。一是原文本无，《太平御览》有之者为后人不知情而妄增。二是古以东、南、西、北为四个方位，说成“东方、西方”等，“中”在四方的中间，无“中方”之说，毕增误。三是行路人的走向总是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无“向中”之说。王念孙说：“钞本《御览》及《容斋随笔》所引皆无此句”薛君重申了念孙的看法，更引孙诒让《墨子间诂》、张纯一《墨子集解》、吴毓江《墨子校注》、王焕镳《墨子校释》等皆以王是毕非。并说王念孙对宋钞本《御览》无“中方”句与明刻本《御览》有“中方”句作对比研究，是“对同一类书的不同版本加以精深辨析，从而做到去伪存真，择善而从”（717页）。

三例。《左传·宣公四年》：“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念孙以“鼋”字后当有“羹”字。除引本经下文“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尝的只能是羹。证真者还有：钞本《北堂书钞·酒食部三·羹篇》出“鼋羹”二字、注文引《左传》“食大夫鼋羹”、《初学记·服食部·羹篇》引同、《白贴十六·羹篇》出“鼋羹”二字、注文引同、《吕氏春秋·季夏篇》高注、《淮南子·时则篇》高注并云“鼋可为羹”、引《左传》“郑灵公不与公子宋鼋羹”、《吕览·谕大》高注引同、《史记·郑世家》云“及入见灵公，进鼋羹”、又云“灵公召之，独弗与羹”、《韩非子·难四》云“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易林·蒙之萃》云“鼋羹芬芳，染指弗尝”，共十三证。证伪者有：唐石经脱“羹”而各本沿其误、《太平御览·人事部十一·指篇》、《饮食部十九·羹篇》、《鳞介部四·鼋篇》皆无“羹字”，但载此事于《羹篇》证明有“羹”字，后人以俗本《左传》删《羹篇》并《指篇》《鼋篇》的“羹”字。共四例。针对王氏十七证据，薛君说：“既校补了《左传》所脱‘羹’字，同时也纠正了《御览》三则引文错误。”（718页）

以上三例可证王氏利用类书校书时并非一昧信从，而是有所取舍，可知晚清时期诸家对王念孙“用类书校勘古籍的批评和指责”颇“不合乎事实，未免偏执一端，过甚其词”（719页）

可以说，在薛著列出的子目、名目层次上的“二王”95项校勘法，无一不搜辑殆尽，精选举例，的当贴切，穷委竟源，滔滔汩汩，言尽意允而后快。文笔亦优美倜傥，雄辩纷呈，是论文巨制，也是散文诗章。读其文，想其人，实在让我认识到了另一位薛君。薛君何以取得论“二王”如此卓著的成果，我们认为，与其对先贤“二王”的无比敬重之心，对洪诚先生传授的训诂学，和徐复先生传授的文献学、经学的敬畏古学之心，总之，对学人、学问心怀一个“敬”字，是密不可分的。刘梦溪说：“‘敬’之一字，足可唤醒个体生命的人性尊严，足以维持社会人伦的基本价值，‘敬’既是道德伦理，又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永恒的人文指标，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终极价值的道德理性。”^⑯当然也是求真求实的思维逻辑理性。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书中言经学的文字太少，作为“思想家评传”，经学家与思想家更接近些。《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本来就是经学著作。徐兴无教授说：“经学通过诠释五经的文字去发现、建构或体征的意义，在经学中可以被统称为‘义’，对五经的诠释，在经学中可以被统称为‘取义’。”^⑰在“二王”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意义是经义之一，语言文字解释形成的内在诠释逻辑条例是经义之二，逻辑思想往往是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它是经义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可予之“取义”的。薛著对此重视不够。薛著是将王念孙父子的著作作为一个学术整体来看待的，但还是有区别的，书中对王引之著作如《经义述闻》成书过程中如何受父庭训，因而有“二王”著论关系上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色^⑱，尚未涉及。

                           2020年11月16日初稿毕于澳门科技大学

                          2020年12月20日修改于南京

附：薛著“二王”评传章、节、子、名目及其结构层次列表

主要参考书目

蒋广学主编《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蒋广学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纵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蒋广学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刘梦溪著《现代学人的信仰》，商务印书馆2015年7月第1版。

孙钦善著《清代 考据学》，中华书局2018年12月第1版。

薛正兴著《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第201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虞万里著《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1月第1版。

①^《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该书的审稿人和责任编辑是王华宝教授。见蒋广学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纵览：中国思想家评传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11页。该书刚出版，著者薛正兴（1942.9.15——2010.9.14）就赠送给我，一见皇皇巨著，甚感慨，“太了不起了”！当时就想到待研读完毕后要撰文表彰之，弘扬之，但没有如期遂事。今年是薛正兴学长逝世十周年，谨撰此文纪念薛兄。薛兄撰著高邮二王评传，从选题到作者都是南京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周勋初先生提出和推荐的。薛兄是南大中文系1961年级本科生，1978年级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洪诚先生、徐复先生专治训诂学、文献学，学成后去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曾任社长兼总编辑。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姜小青教授撰写的纪念薛兄逝世十周年的文章称：著论“二王评传”、校点整理《范仲淹全集》（两册）（2004），堪称薛兄一生中两项最高成就。正兴学长为人执着，仗义，正直磊落；为学坚守，专精，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