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将愁心与明月，九州同时是一乡
——匡亚明主编琐事记
对于敬爱的匡老，我既不敢说相知很深，也不能说了解很多，从1990年我承他不弃调到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之后，业务上的交往逐年增多。中途曾因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编辑学专业，我生过调出“中心”之念，但终为老人的一片赤心和工作热情所感染而不忍离开。今年7月份，他聘我为《丛书》常务副主编，几个月来交往更多。我对他称老师，他对我称同志；他与我无所不谈，我与他知无不言。他的突然离去，使我十分悲痛。我尊敬他，也可怜他。他的晚年是一首悲壮的诗：他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而他倡导并组织的事业才刚刚开头，每看到他艰难地挪动着脚步，颤颤巍巍地向前走动，每听到他在精疲力尽之时，仍然以那沙哑而颤抖的声音，艰难地寻找着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絮絮叨叨地绘制《评传》中的宏伟蓝图，每想到他在万籁俱息的深夜，仍在床上左右翻滚，忍受着全身疼痛的煎熬，我常常从心里喊出：“这个可怜的老人啊!”在这心思难宁的悲痛时节， 我无法将自己的思绪整理成章，谨将他晚年对待生命意义的几件琐事记下，作为对匡老的悼念。
“我想的是二百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在他初发此念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位好发奇想的老人的“天方夜谭”,然而他偏偏要拼上老命为之奋斗，以其有限的晚年岁月谱写这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壮丽的篇章。没想到事情才刚刚展开，1993年匡老突患大面积霉菌肺炎，病危期长达50多天，持续的高烧使他的体重骤然下降，将其气力几乎耗光。休说他站立十分困难，就连吃饭，一口面条也要花几次的力气才能咽下。在医生的允许下，我到病房探视，为让他安心养病，就对他说了几句宽心话：匡老，请您放心，到今年年底咱们可以收到30部书稿，出版了30部就“全国第一”了。没想到他大失所望地盯着我：“30部?只30部!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不是30部，也不是130部。我想的是200部。”看着他那失望的眼神，我顿时感到匡老这一壮丽的事业注定要抹上浓重的悲怆色彩，而第一笔给匡老的心灵加上凄凉色彩的竟是我这个自称为了解他的人。
“这福分是献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第一次大病后，还未痊愈的他就拖着浮肿的身体出院了。这浮肿的身体就像一根刚刚结起来的旧琴弦，稍一用力就可能重新断裂，因而“中心”的同志不敢多看望他，但他几天不见我们去谈《丛书》工作就有些着急，而每次去看到他那浮肿而灰黄的面容、听到他低哑而无力的话语，谁都不忍心给他多谈工作，特别是书稿及出版情况皆不尽如人意，谈出来更增长他的忧虑。这种去也不得、不去也不得，谈也不好、不谈也不好的尴尬局面未维持多久，匡老再次发病：胃穿孔，大量出血使他的血压降到了零，在紧急关头，医生抱着一线的希望给他动了手术，切去了四分之三的胃，匡老再次赶走了死神，当病情稳定后，他那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1994 年春节前夕，中心的同志到医院去看他，他躺在睡椅上一见到我们就兴奋地让人扶起来，紧紧握住吴新雷主任的手：“我两次大难，都过来了。中国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福分是献给同志们的，是献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这是大实话：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但滚滚而来的商潮又在废黜学术，休说 200部《评传》,就是一部学术著作，也要到处求拜，才能得以出版。在此情况下，不光广大作者徘徊观望，就连我们这些同志也三心二意。那时，南大有人说：匡老这杆大旗一倒，“中心”就树倒猢狲散了。今年5月《丛书》出齐50部，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盛况空前，前来祝贺的政界、学界人物熙熙攘攘，而我想，匡老如果当时真地倒下，《丛书》很可能像一棵刚刚栽种的树苗被一阵强风连根拔起了。这阶段性成果是匡老用自己的老命铸成的 。
“我的年岁不算大。”《中华箴言》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产品，其组编工作是他直接委托他的秘书朱维宁同志和我来做的。他不仅提出本书的指导思想，同时对于收词范围、释文体例也提出过系统的想法，主编理所当然地由他担任，但为了提携后学，他执意坚持由我们二人任主编，自己只作顾问。经过两年的工作，本书编辑定型，我和维宁将他对《箴言》前后的讲话整理成文作为序言让他定稿，当他看到“我因年事已高不能通读校样”一句时“怒气冲冲”地对维宁说：“我没有说过这句话。九十岁还未到，就能以老人自居了吗?年岁再大也要工作，只是我大病之后尚未康复，才不得不偷闲而已。”老人最怕人说他老了，作为常人的匡亚明也是如此，不过他不让人说自己老了有另一种含义：年龄不能单纯地以生命机体续展的岁月来计算，同时也要以人的心灵活跃程度来标示。有的人年纪轻轻，但他的心已经老了；有的人已经到暮年，但壮心不已，生命的火花时时迸发出来。匡老的座右铭是的这句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而常用“耄耋童心”自励，表现出强烈的生活意志，像一位初入学坛的青年日日求新，日日求进。所以他在多种场合都说：“我才九十岁，年龄不算大。”只是在今年十月拍摄的《九十老人的追求》专题电视片时他才加了一句：“当然，也不算年轻了。”
“你可知道我的心：《丛书》不完成，我死不瞑目。”今年以来，书稿的工作进展不够理想，但为了让匡老的心能够安定下来，见到他我们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但长期不送书稿让他终审，他就感到《丛书》工作遇到了问题，于是把我叫去询问原计划在今年七月以前交稿的每部书稿的进展情况，在他的追问之下我不得不实话实说。听完了我的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怕我着急我就不急了么?你可知道 我的心，我是为《丛书》而活着的。三年来我躺在睡椅上工作和思考问题。为什么躺着?我身上没有肉了，一坐起来骨头就痛；每天晚上睡在床上翻来覆去，今后你们可以问问丁老师，她会告诉你们我是怎样熬过一个个漫漫长夜的。我时刻想的就是这套 《丛书》,你们不把困难告诉我，怎么能够帮助你们克服困难。《丛书》不完成，我死了也不能瞑目。”
“我要家访作者。”《丛书》的事业云集了全国各地200余位作者、上百位审稿人、几十位学术顾问、几十位编辑出版人员和20多位特约评论员，是一个不小的学术群体。怎样使这个学术群体众志成城，始终洋溢着巨大的创造活力，除了办好《动态信息》外，最重要的是加强“中心”特别是主编、副主编同作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是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平等切磋，是同志与同志之间的智慧交流，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情感聚汇。所以在他未生病的最初几年，他经常访问作者。但从1993年之后匡老难以出门，他常常为此事感到不安。1996年中秋，我们举行南京地区作者座谈会，他觉得机会难得，然而恰在开会当天，西风突起、天气乍凉，我们的心情顿时矛盾起来。会议进行中，他赶到学校，当他由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向会场时，每一个作者都争先恐后地走向前去问候匡老，就在这次会上，他作了《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写好〈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即席讲话。11月10日早上五点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今天我要去徐州了，请你给徐州的作者打个电话，通知他们晚上到花园饭店找我。”我力劝他不要出访，但丁莹如老师在旁插话：“一切都准备好了，八点钟动身，按匡老的意思通知作者吧。”他在电话中又说：“我后天回来，请你今天与冯致光主任联系一下，讨论主编会议的准备工作，我回来后就听你们的汇报。”91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又是这样的病弱，长途颠簸且不说，日程安排得这样紧，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实在难以预料。于是我打电话给邱鸣皋教授，要他当晚千万不要拜见匡老，同时一定要挽留匡老在徐州多住几天。没想到，第三天晚上冯致光主任通知我：“匡老安全返回，我们明天上午到匡老家汇报工作。”后来我接到邱教授的信，说当晚匡老就把他们请去，第二天在徐州师院兴致勃勃地与他们座谈， 一口气竟然讲了一小时又二十分钟。邱教授在信中说：匡老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再不努力工作就无颜见你们了。
“你们的年龄不算小。”《丛书》要出成果，同时更要出人才，这是匡老的一贯想法。为此，在选择作者时，他坚持老、中、青相结合。而对于“中心”负责人和副主编的人选他同样坚持这一方针。在“中心”领导班子换届时，我向他推荐了32岁的徐雁，他听了我的介绍并拿来徐雁当时新著《秋禾书话》,看过后高兴地对我说：他可以担当此任，并立即向党委提出建议；今年初，他又让领导和我向他推荐副主编人选，当我向他推荐洪修平、巩本栋两位博士时，他非常高兴地同意了。7月初他找我谈话，提议让我担任常务副主编，我深感自己学术浅薄、年轻太轻，难当此重任。但他对我循循诱导：你们的年龄不算小了。王弼死才二十几岁，但他是个大哲学家，开一代之风，研究中哲史的人谁能绕过他?王勃19岁写下了千古绝唱《滕王阁序》。还有东吴大都督周瑜，喝令三军，指挥千军万马，这种气魄何等威武。现在正是你们建功立业的好年华，“莫等闲白了 少年头，空悲切。”好好干吧，待《丛书》成功后，我给你们庆功。那次谈话，我向匡老提出送我一幅条幅，他欣然答应，问我生平最喜欢什么格言，我说：“德不孤必有邻，思不断必出新。”他说：“前半句出自《论语》,下半句大概是你‘蒋子’之语吧，我希望你日日新，让《丛书》工作不断出现新局面。”
“保命和拼命，我能顾哪一头?”最近匡老一直在讲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其意义当然是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但其中也包含了他对晚年如何处理自己生命与工作关系的思考。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学同志，我送你一句话：要拼命，但也要保命。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工作。”在讲到“要保命”三个字时，朝着我的屁股重重地打了两下。“保命”何尝不是匡老对自己的要求!不过对有些人来说，保命是为了享乐人生，而对匡老来说，是煎熬人生、创造人生。在《九十老人的追求》电视片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活到一百岁，亲眼看到《丛书》圆满完成。”为了争取这个目标，他曾对自己的生活节奏有严格的规定，坚持散步，增强自己体力；坚持饭后休息，集中全部精神消化食物；听汇报时坚持做记录，锻炼自己的手力和集中自己的精力。但他毕竟是大病之后尚未康复，各种病菌都会轻易地欺凌他的机体；同时又由于他胸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宏大工程而壮心又一时难酬，所以每活一天都要经受一场常人忍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匡老做工作历来是一丝不苟的，比如一个会议通知，只要经过他的手，他总是改来改去，有一次居然改了六遍，至于对每部《评传》的终审，事前他要丁莹如教授查阅有关资料，稿件送去他要丁教授读述样章，这样还不行，最近几个月他还要把作者、副主编、审稿人、责任编辑尽可能地请到一起来讨论书稿问题。所以每部书稿都要把他搞得疲惫不堪，这样怎能不破坏他的 生活规律呢?有几次他困惑地问我：“保命、拼命，现在我能顾哪一头呢?”从《丛书》的长期目标来说，匡老应该“保命”,从《评传》的现实看，匡老又必须“拼命”。这是匡老晚年心灵中最大的“二难命题”。匡老拼命的场面虽然没有沙场战士那样壮烈， 那样痛快淋漓，然而他集中全部的精力倾注于工作，使自己成为没有痛感、没有食欲、没有时间观念的“工作机器”,一旦停息下来每个骨节都疼痛难忍，这样一种悲烈的场面不是更能震撼人的心灵吗?写到此处，我必须提一下匡老夫人丁莹如教授，匡老的晚年生活除警卫员的帮助之外，穿袜、脱鞋、系腰带之类，也要由丁教授来帮助。有一次在我汇报《王羲之评传》的书稿情况时，匡老要起身去小解，本可以由我扶持，丁老师马上走上来，说：“你不行，还是由我来吧。”这时匡老动情地对我说：“丁老师现在成了我的母亲。”我当时插话：“你们是同一架机器。”《丛书》的事使她满头白发，“保命、拼命，我要顾哪一头?”同样是丁莹如教授的“二难命题”。
“我的话才刚刚开个头。”看过《九十老人的追求》电视片的人都可知道，匡老尽管已经91岁了，但他的头脑还十分清晰，即使是即席讲话，主体意念十分清楚。不过他毕竟是高龄老人，如果谈话时间长了，前谈后忘、翻来覆去的话在所难免了。11月 1日胡锦涛同志来看望匡老，后来匡老告诉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我，这本是一种礼节，但我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谈谈古籍小组和《丛书》的工作。我一口气谈了大约一个小时，胡锦涛同志听得很耐心，可陪同的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好像有些不耐烦了，但我不管这些。”丁老师在一旁笑着插话说：“要不是我再三说胡锦涛同志下边还有安排，匡老还会说下去。”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匡老一谈到《丛书》就没完没了。有几次已经到了十二 点，当我提出要走时，他总说：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而这一句总要说上十分钟，十分钟后如果不是我再次提出自己回家吃不上饭了，他还会再说下去。在他送我走时，他总是说：“广学同志，我有一肚子话，今天好像才开个头。”
匡老的最后时刻一直在错迷中。我最后看到匡老的手指指点点，他似乎在说：“同志们，你们不要辜负我。”匡老倒下了，11月29日深夜发病，手术后再也没能说出一句话。12月2日晚“中心”安排我到医院值班，当时他已能自主呼吸，神志处在浅眠状态。有几次他将自己的手举起来，就像平时以手势增加他讲话的力量一样。这手势多么熟悉，他或许在向我布置今后的工作，或许在说：“广学同志，你可不要辜负我啊。”那一刻我再也无法忍住心里的泪，对他默默发出誓言：不论您的身体如何，今后我都不会辜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事业。岂止我本人，所有参与《丛书》工作的同志都会一如继往地工作。于是在当夜我写下了下边一首诗：
青松无声夜染霜，
意随寒风游八方；
君将愁心与明月，
九州此时是一乡。
今天，我将这首诗献给敬爱的匡老，您若有灵，一定会看到您的学生们会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事业进行到底的。
敬爱的匡亚明主编，安息吧。
1997年1月
附：楼台望月追君影 寒星闪烁传我心
——《送主编终审第一百部书稿责任书》之后
9月24日，我代表各位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全体同志与匡亚明主编签订了《送主编终审第一 百部书稿责任书》。26日，匡老在“责任书”上批示：“但愿在广学同志和大家努力下，胜利按‘责任书’完成此事。”考虑到已90岁高龄、且抱病工作的一位老人的愿望，我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起来。我知道， 这是一份需要仰仗分布在全国各地近50位作者全力支持才能获胜的“军令状”。文章，千古之事也；作文，忽然之间也。千思竞发，万情涌汇，洋洋数十万言，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我非草木，在夜深人静之时，倚在高楼阳台，望远处：紫金山朦胧显形，众星斗闪耀生情。我把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各地的学友身上。此时此刻，他们在做些什么呢!
东西南北忙穿云，
访贤问学情谊深。
鲁沪闽粤思潮涌，
燕赵陕甘心雷震。
神笔漫衍千年史，
寸心细描百家魂。
楼台望月追君影，
寒星闪烁传我心。
1996年9月27日夜 于雕胡村神会庐
（原载中国思想家研究 中心办公室编印
《动态信息》第8期， 1996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