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教授的邀请，在仙林校区面向全校学生举行了一场题为“王安石与苏轼”的学术报告。朱刚教授师从著名唐宋文学专家王水照先生，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复旦中文系副系主任。长期致力于苏轼的研究，专著有《阅读苏轼》《宋代禅僧诗辑考》《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等。
下午三点，讲座在仙2-112教室准时开始。
朱教授首先介绍了刘成国的《王安石年谱长编》，指出是书为今年王安石研究的一个突出成果，对于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研究也极其有帮助。朱教授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相关交往分为几个阶段：1.嘉佑时期。2.熙宁时期。3.元丰七年。4.元祐元年。5.建中靖国元年。6.崇宁五年。
朱教授指出，在对于政治家的传记研究较为发达，但是不太过度关心其日常生活细节。而对于文学家研究来说，我们应对于其生活背景需要作充分关注，这是其思想阐发的一个“场”。
一、嘉佑年间
大致在嘉佑初年，三苏与王安石相识。朱教授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能够证明他们在此时就已经会面，但是可以通过从欧阳修与三苏、王安石的交往来推断，三苏与王安石在此时相识。最先与王安石产生矛盾的，是苏辙。在嘉佑六年制科中，苏轼列第三等，苏辙列第四等。根据《年谱长编》，王安石时为苏轼撰写制词，但是拒绝为苏辙撰写制词。朱教授又引用苏辙《颍滨遗老传上》以及吕希哲《吕氏杂记》来印证其事，王安石对苏辙的任命“封还词头”。
朱教授引用的另一个材料是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邵氏说王安石不仅与苏辙，而且对苏轼不满。而《年谱长编》认为邵氏有误。但是朱教授从当时科举制度的角度认为邵博之说未必错。
随后，朱教授又对《辩奸论》的真伪进行了辨析。《年谱长编》对于该文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朱教授通过对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以及苏轼《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谒书》的分析，认为上述而材料与《辩奸论》三者为连环史料，如果该文作伪，作伪者需要干涉各自有流传的材料，难度太大。
朱教授又举出《三苏先生文粹》卷四收《辩奸论》，从张方平墓表中收录，其史料来源非苏洵集，而是张方平墓表。说明在编写《文粹》时，张方平的材料已经具备。难以作伪。
二、熙宁时期
三苏与王安石矛盾的爆发，在熙宁时期。朱教授首先对苏轼《祭刘原父文》进行了辨析，指出其祭文的来源出自《东坡外集》。
当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即开始进行变法活动。朱教授辨析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及《宋史》的相关材料。认为《宋史 苏轼传》在论述王安石排斥苏轼事件时，采择苏辙一家之言，而意见又有过之，非良史之体。朱教授从对二苏的任免上来看，认为王安石非有私意排斥苏轼，而是因为其反对新法，朱教授引用了苏轼的家书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三、元丰七年
朱教授在论述王苏关系转折时，辨析了《年谱长编》中“乌台诗案后王安石救苏轼”，朱教授认为其说存疑，实际上是王安礼解救了苏轼，而王安礼解救苏轼也从客观上缓和了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朱教授辨析了《曲洧旧闻》《侯鲭录》《邵氏闻见录》以及《邵氏闻见后录》中的相关史料，认为四条材料在对王安石见苏轼的情节描述上各有差异，而《宋史》采纳了情节最为生动也最为不可信的邵氏之说。
朱教授举出了苏轼与本人文集中的相关材料，认为苏轼在黄州时期有《答李琮书》，要求李琮将秦观引见给王安石，以及在元丰七年二人见面之后，有《与王荆公二首》与《与滕达道》，又可以反映王苏关系的缓和。尤其是朱教授通过对《与滕达道》的分析，留给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二人关系缓和的关键，朱教授认为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王安石对新法态度的略微变化，朱教授结合政治史，认为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中“安石...欲稍自改”是二人当时政治合作的基础。王安石的这种想法随着王本人去世而告终。
四、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朱教授在评述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时，认为前人所认为的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讽刺王安石的说法有偏。朱教授认为，苏轼此前与王安石关系甚好，而《制》中苏轼没有称赞王安石的相业，这是苏轼在当时元祐更化时期一种自然的笔法。其次，朱教授认为,王安石本人虽然推行了新法，但是其本身的志向更多在《三经新义》，为导师型宰相，并举王安石《虔州学记》为例具体说明。
五、建中靖国元年
随着《虔州学记》的发表，苏轼也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南安军学记》，以反驳王安石。建中靖国元年，苏轼也去世了。朱教授认为，苏轼的人生终点似乎与王安石相似：都是诗和禅。
六、崇宁五年
崇宁五年，苏轼和王安石都已去世，而苏辙依然在世，在这一年，苏辙梦见王安石，并在梦中反驳了王安石，作《梦中反古菖蒲并引》，又引用苏籀《栾城遗言》，可见在苏辙眼里，王安石的新法始终为“聚敛之术”。
在报告最后，朱老师又兼谈了王安石对《春秋》的态度。王安石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的说法不为一般人所信，而苏辙《春秋集解引》中提到并反驳了王安石“诋毁”春秋的言论。朱教授又辨析各家之说，认为王安石认为《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说法是一时意见，不足一辩。而根据当时思想界普遍将三传束之高阁的情况，王安石有这种意见也并不足为怪。
在讲座的尾声，吴正岚教授对此次报告做了总结，指出朱教授注意到对丰富而多量的史料的运用，尤其是对于《三苏文粹》以及苏轼家书的运用，对史料做到了竭泽而渔。而对于正史采择生动而夸张的情节时，应持有怀疑态度，不盲从。在实证研究方法来说，做到了对相关史料的连环印证的关切，又能从对文献与制度的考索中将二者加以关联。最后，在史料空白处，人们的想象力究竟多大程度上，如何发挥作用，朱教授的论述尤其有趣。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生 许逸清）